，骚扰驿站最多也只是一条导火线，真正的原因还是雍正没有把曹视作心腹，李煦整治之后，必然要处置曹。这从上面按年月引述的一条条材料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只对曹如此，江南的三处织造，雍正都不信任，所以才几次三番地在供奉的绸、缎、饰物上大做文章。在查封曹家产之前，已于雍正元年籍没了曹寅的内兄李煦的家产，并由胡凤翚继李煦为苏州织造②③④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第583页、621页至第624页、611页、617页。。雍正四年开始兴阿、塞即允禩、允禟之狱；五年，查出李煦曾于康熙五十二年买苏州女子送给允禩，是为交结允禩，遂定为“奸党”，流往打牲乌拉②。雍正四年，新任苏州织造胡凤晕亦获罪，举家自缢，高斌继任苏州织造③。也是在这一年，曹家的另一门亲戚——曹寅的女婿平郡王纳尔苏，被革退圈禁④。两淮盐政过去由曹寅和李煦两家轮流兼管，雍正上台后委派噶尔泰为两淮巡盐。这位得宠的新巡盐于雍正五年正月密奏曹：“访得曹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加批道，“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见《雍正朱批谕旨》，转引自《红楼梦新证》（下）第613页。态度极其严厉明朗，确如周汝昌先生所说：“雍正对曹家之久怀忌心矣！”《红楼梦新证》（下）第613页。因此，曹的被籍没家产，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具体的经济问题。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被抄家原因之我见
红学界对曹被抄家的原因的探讨，过去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政治牵连说，一是经济罪案说。前者以周汝昌为代表，从 1953年的初版《红楼梦新证》到1976年增订再版，始终力主此说，而且不断补充一些新材料。国内的许多《红楼梦》研究者，过去大都倾向于周汝昌先生的意见。赵冈在《红楼梦新探》里，也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不只是追补亏空的问题，“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牵连”②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33页、34页。。他从雍正把曹的田产房屋人口一并赏给新任织造隋赫德一事推断：“曹之罢官被抄，获罪重心，已不再是亏空。”②坚持经济罪案说最力的是黄进德先生，他近年连续发表《曹雪芹家败落原因新探》、《再论曹雪芹家被抄原因》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第159页至188页、第221页至2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文章，论证“曹雪芹家败落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上的侵挪帑银”，而不是在政治上与其他案件有何牵连。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无法与雍正上台后对曹采取的基本态度及一系列做法相吻合，因而说服力是很微弱的，远不如政治牵连说证据充分，尤其缺乏政治牵连说所具有的历史感。在封建统治之下，经济上的贪刮侵挪固然可以获罪，但在处理时，常常掺入经济以外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统治集团的政治利害的考虑。同是经济上有侵挪行为，整治不整治，从轻整治还是从重整治，不同的人，结果大为不同。实际上，自雍正四年以后，已决定对亏空帑项的官员实行正法，不再去搜查宦囊家产。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一条谕旨说：
夫此等侵帑殃民之人，若不明正国法，终于无所畏惧。今化悔三年，不为不久，倘仍然侵蚀，恣意妄为，不惟国法难宥，情理亦断断不容。自雍正四年以后，凡遇亏空，其实系侵欺者，实行正法无赦。《上谕内阁》，雍正三年二月，第15页。
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的谕旨又说：
上年已令九卿酌定条例，向后倘有侵欺亏空之员，则按所定之例治罪，有应正法者即照例正法。其搜查宦囊家产并追寄于寄放宗族亲党之处不必行矣。自此谕下之日，俱著停止。《上谕内阁》，雍正五年正月，第15页。
曹是雍正五年十二月被籍没家产的，全部田产、房屋、人口都赏给了隋赫德，如系因“侵欺亏空”所致，则分明与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的规定不符。据《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所刊的隋赫德奏折称，仅雍正五年这一年，曹就亏空“上用、官用缎纱并户部缎匹等项银三万一千两”《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隋赫德奏折。，如按新例治罪，就不是籍没的问题了。张书才先生在《新发现的曹获罪档案史料考析》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文中，引用了上面的两条谕旨，正确地指出：“雍正帝将曹革职抄没，主要的不是亏空帑项。”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张书才先生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骚扰驿站说。为了验证此说是否合理，我们不妨复按一下时间。山来巡抚塞楞额奏报曹骚扰驿站，雍正加批，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曹的被抄家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间只隔二十天。而这时曹尚在北京接受审理，至雍正六年六月才审理完毕，处以曹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并枷号催追。试想，一个案子刚刚审理，还没有任何结果，就匆忙抄家了，以常情而论，是不可能的。何况，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骚扰驿站，伸缩性也是很大的。曹是在屡遭雍正斥骂，被传奏，个人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势下进京送龙衣的，他未尝不知道就中的利害关系，他有几个脑袋，胆敢在这个时候做骚扰驿站的事？焉知不是塞楞额看出了雍正欲整治曹的意向，所以才投主子所好，落井下石，乘机进谗？这从塞楞额告发之后，雍正立即表彰塞楞额“深知朕心，实为可嘉”《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3页。的举动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雍正五年两淮巡盐奏报曹的为人，用的是“访得曹”《雍正朱批谕旨》，见《红楼梦新证》（下）第613页。如何如何，这“访得”二字岂是随意用的？如不是雍正授意，哪个臣僚能够这样奏报？康熙四十八年曹寅几次奏报熊赐履的情况，都是玄烨授的意，所以奏折中有“探得”、“细探得”字样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74页至76页。。种种迹象表明，雍正欲整治曹家是久蓄此意的，抄家前已有所布置，只不过正当阿、塞、年、隆大狱方兴之际，没有立即动手，采取了引而不发、小刀慢割的方法，这对曹家的打击和震慑反而更加沉重。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1）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1986年6月召开的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展出了一件新发现的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总管内务府题本的原件，内容包括山东巡抚塞楞额的奏疏、曹的口供等，详细记录了雍正五年十二月曹等“骚扰驿站”的经过及处理情况，属结案题本。原件全文如下：
总管内务府等衙门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题为遵旨议罪事。
据山东巡抚塞楞额疏称：切惟驿递之设，原以供应过往差使而应付夫马，俱以勘合为凭。设有额外多索以及违例应付者，均千严例。然亦有历年相沿，彼此因循，虽明知为违例而究莫可如何者，不得不为我皇上陈之。臣前以公出，路过长清、泰安等驿，就近查看夫马，得知运送龙衣差使，各驿多有赔累。及询其赔累之由，盖缘管运各官俱于勘合之外，多用马十余匹至二十余匹不等，且有轿夫、杠夫数十名，更有程仪骡价银两以及家人、前站、厨子、管马各人役银两，公馆中伙饭食、草料等费。每一起经过管驿州县，所费不下四五十金。在州县各官，则以为御用缎匹，惟恐少有迟误，勉照旧例应付，莫敢理论；在管运各官，则以为相沿已久，罔念地方苦累，仍照旧例收受，视为固然。臣思御用缎匹，自应敬谨运送，不可少有贻误。但于勘合之外，亦不可滥用夫马，且程仪骡价尤为无稽。臣查访既确，若不据实奏闻，殊负我皇上爱惜物力培养驿站之圣心。伏祈皇上敕下织造各官，嗣后不得于勘合之外多索夫马，亦不得于廪给口粮之外多索程仪骡价。倘勘合内所开夫马不敷应用，宁可于勘合内议加，不得于勘合外多用，庶管驿州县不致有无益之花销，而驿马驿夫亦不致有分外之苦累矣。谨将应付过三起差使用过夫马银钱数目另单呈览。为此谨奏。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题。
十二月初四日奉旨：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塞楞额毫不瞻徇，据实参奏，深知朕心，实为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则众人咸知儆惕，孰敢背公营私。塞楞额着议叙具奏。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该督抚等何以不据实奏闻？着该部一一察议具奏。织造差员现在京师，着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钦此。再，查巡抚塞楞额所奏应付三路送缎人员马匹银钱数目单内开：一起杭州织造府笔帖式德文，管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十七八匹不等。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四两，家人、前站、管马、厨子等共银九两、十三两不等。俱交舍人冯姓经手。公馆中伙饭食、草料共钱十余千、二十余千不等。一起苏州织造府乌林人麻色，管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九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十三匹。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两、二十四两不等，家人、前站、管马、厨子等共银九两、十三两不等。俱交承差李姓经手。公馆中伙饭食、草料共钱十余千、二十余千不等。一起江宁织造府曹，督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四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二十三五匹不等，又轿夫十二名、杠夫五十七名。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四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