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谁覆烂柯棋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锺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1）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15万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之多，已成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我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因此我说红学是一个“拥挤的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