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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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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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一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各家说法不一。诸联在《红楼评梦》中写道:“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三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参见《红楼梦卷》第119页)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本的明斋主人总评,说法同诸联,但上面有姜季南的批语:“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统计为: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共得五百十九人。吴新雷的《曹雪芹》则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江苏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燊所编《红楼梦索引》(龙门书店1983年5月初版),用电脑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共得人物493人;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年版)则认为:“本书人物实得 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谨录以备考。。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符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设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汪堃:《寄蜗残赘》云:“《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1)

    那末,究竟是何种缘由使得《红楼梦》研究能够一书以名学呢?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还是《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她与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概括言之,可以说《红楼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曹雪芹熟悉历史,痛切感到清朝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这样的封建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所以《红楼梦》成为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就虚拟一个,这就是大观园。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喜剧,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一个总结,也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个总结。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包括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嫡庶制度等,书中都有所涉及。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的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曹雪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对封建正统主义思想持决绝的批判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里出现的僧、道、尼姑不少,大都被作者写成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可见曹雪芹对世俗宗教不怀什么好感,但对宗教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广为流行的禅学,雪芹似乎兴味颇浓。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可为一例。敦敏《赠芹圃》诗说的“寻诗人去留僧舍”,大约也是指探讨佛教哲学吧,未必说明雪芹笃信宗教。而大段大段地摘引《南华经》原文,从内篇的《人间世》到外篇的《胠箧》,到杂篇的《列御寇》第二十二回写宝玉联想到《南华经》上“山木自寇”的句子,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回“巧者劳而智者忧”句,语出《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二十一回引录的“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敗窕僦椋〉敛黄穑环俜歧簦衿颖桑晦宥氛酆猓癫徽婚椴刑煜轮シǎ袷伎捎肼垡椤币淮蠖挝淖郑锍觥蹲印ね馄っl箧》。,引录之后又叫人物对景体味,足见曹雪芹对老庄思想的重视。本来么,处于文网密布的封建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著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王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2)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悟、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画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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