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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在1956年写的《论红楼梦》的长文中，用很大篇幅来诘难以李希凡和蓝翎为代表的强调新的经济因素的作用的观点。为此他考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清初思想家，认为这些学者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根本不能代表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他批评说：“用市民说来解释清初的思想家和《红楼梦》，其实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这是搬运关于欧洲的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②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58页、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还说，这样来解释《红楼梦》，实际上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②。批评的措词相当严厉。
李希凡对何其芳的批评没有立即作答，但对何其芳发表的《论阿Q》和《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两文，却提出了质疑，前者在1956年，后者在1959年何其芳的《论阿Q》载于1956年9月的《人民日报》，李希凡的《典型新论质疑》发表在1956年12月号《新港》上；何其芳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李希凡的《对待批评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发表在1959年4月号的《诗刊》。。因此，李、何论争不止在红学一个领域。1964年，何其芳在为《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阿Q的典型问题和诗歌形式问题，系统反驳李希凡的质疑，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第10至第33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1965年，李希凡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进一步诘难的文章李希凡：《关于阿Q、典型、共名及其他》，载《新建设》1965年第2期。，两个人的笔墨官司愈演愈烈。1973年，《红楼梦评论集》印行第三版，李希凡在后记和附记中，对何其芳的观点又作了一次总清算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虽主要集中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意义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上，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何其芳处于不能答辩的境地，正常的学术讨论已无可能。
本来《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明清之际的思想潮流是什么关系，贾宝玉的身上有没有新的思想的萌芽，纯属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但遗憾的是，李、何论争未能在学术层面上深入探讨，反而因环境气氛的影响使双方在感情上出现了隔阂。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类名，所以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沈从文：《“”和“点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载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和“点犀 ”》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还提出，“”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卒年会战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论争，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
第八次论争：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棠村序文”
《红楼梦》卷首“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以及早期抄本有些回次正文之前的附加文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向是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许多红学家都倾向认为，这些文字是脂砚斋或其他批书人所写的回前总评，胡适、俞平伯等都是这么看的。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始提出这些通常被看做回前总评的文字，实际上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随后作者又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吴世昌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甲戌本第一回列举书名一段上面的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研究者一般都主张，“故仍因之，是指《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