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根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认定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辽东的辽阳和沈阳，始祖为曹俊，属于宗谱上的第四房。但“曹俊其人究竟原籍何处，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而周汝昌称，他所探讨的并不是曹氏祖籍为辽阳问题，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指“辽阳的曹氏到底是土著还是移民”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19页。。这样看来，关于曹雪芹上祖的籍贯这段公案，似乎并未最后解决。何况，红学家中对《辽东曹氏宗谱》的真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别宗谱中四至八世“谱失莫记”，至九世才列曹锡远，这种“五世空白”的情形一时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曹家的旗籍问题
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固是一红学公案，其所隶之旗籍，也是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应当说所依据的材料是充分的，因为清代的许多官书如《四库提要》、《清史列传》、《清史稿》，以及《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八旗画录》等私家著述，都无一例外地这么说。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周汝昌说：“其实‘汉军’二字是大错的。”他认为曹家不是汉军，而是“满洲旗人”，“曹寅、曹雪芹决不能再与汉人一例看待”。《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对此申论道：
我们须切实明瞭：一、曹家先世虽是汉族人，但不同“汉军旗”人，而是隶属于满洲旗。二、凡是载在《氏族通谱》的，都是“从前入于满洲旗内，历年久远者”。三、曹家虽系包衣出身，但历史悠久，世为显宦， 实际已变为“簪缨望族”。四、从曹世选六传到雪芹，方见衰落，但看雪芹笔下反映的那种家庭，饮食衣着，礼数家法，多系满俗，断非汉人可以冒充。综合而看，清朝开国后百年的曹雪芹，除了血液里还有“汉”外，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令人感觉滑稽；即是“明珠”“顺治”等说法，在一个积世满洲旗家里生长起来的曹雪芹， 中经变落，山村著书，却专为别人家或宫廷里“记帐”，造作无数的奇妙谜语去影射前朝的一班名士，——以他彼时的处境与心情而论，亦是万难讲通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29页。
周汝昌对雪芹旗谱这段论述，恰好反映出此一公案不是研究者深文周纳，而是与理解曹雪芹及《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密切相关。他的观点很明确——曹家“隶属于满洲旗”，“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
但另外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周说，如冯其庸原认为曹家原是归附后金的明朝军官，在天命、天聪时原属汉军旗，后归入满洲正白旗冯其庸：《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202页至第204页。；李华则说曹家应是正白旗满洲尼堪（汉人），乾隆后“属于内务府包衣拨出者”，有拨入正白旗汉军的可能参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第232页。；朱南铣主张曹家是内务府满洲旗分内的汉姓，是被满族同化了的汉人同上，第282页。，等等。意见相当分歧。所以如此，也与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的复杂性有关，史学界对此也常常搅扰不清。“满洲旗”、“汉军旗”、“包衣旗人”、“满洲旗人”、“包衣汉人”、“包衣满洲人”、“内务府汉姓人”，以及“内满洲”、“内汉军”等等，区分起来，着实不易。曹家到底是汉人还是满族人？研究籍贯也好，旗籍也好，归根结底是要弄清这个问题。
1982年《红楼梦学刊》发表的张书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辨》一文，颇值得注意。该文通过考辨大量史料，得出如下结论：“曹家不仅先世是汉人，而且在被虏入旗并辗转成为皇室家奴之后，仍然被编在包衣汉军佐领之下，属于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一般称为内务府汉军旗人，简称内汉军。”参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第287页至第310页。作者认为，曹家的这种身份，使它处于旗人社会的底层，所谓“内府世仆”、“包衣下贱”，既受着皇室主子的压迫，又为平民旗人所“贱视”；另一方面，他们“原系汉人，并非满人”，在满、蒙、汉三种旗人中等级地位最低。照说他们的满化程度较八旗汉军更深一些，但顺、康以后，恢复乃至发展汉族文化传统的趋势甚为明显，因此清朝开国百年后的曹雪芹，其满化的程度较之他的先辈不是更深了，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张书才的这一观点与周汝昌大相径庭，使曹雪芹的旗籍问题，陷入进一步的聚讼之中。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靖本“迷失”
靖应鹃藏抄本《红楼梦》，是现在已知的十二种脂评系统的抄本之一，但也是惟一未能公诸于世的抄本。1959年夏天，南京的毛国瑶从靖应鹃家里看到此书，并与戚序本对照，过录下来一百五十条戚本所没有的批语。其中有的批语为诸本所无，意义十分重大，如第十八回墨笔眉批：“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申（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厓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接下去又有：“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批语署年为戊子，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距雪芹甲申之逝只有四年时间，应出自畸笏一干人之手。诚如余英时所析论的那样，此一批语似流露出一种朝代兴亡之感，甚至可以“附会明代的终结”，其价值可想而知。又如第二十二回一条眉批：“前批知者聊（寥）聊（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丁亥夏的批语，又自称“朽物”，自然是畸笏的口吻；而他称脂砚已先他而去，因此脂砚和畸笏当然不是一个人，这对解决脂砚和畸笏是两人还是一人的问题，提供了实证。
由此可见靖藏本的重要。据毛国瑶回忆，该本分十大册装订，每隔四回即有蓝纸封面，并钤有“明远堂”、“拙生藏书”篆文图记。1964年他曾将过录下来的一百五十条批语寄给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家毛国瑶：《靖应鹃藏钞本红楼梦发现的经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周汝昌在香港《文汇报》和《文物》杂志撰文介绍过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载《文物》1973年第2期。，1974年9月始正式刊载于南京师范学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但靖藏本本身，除毛国瑶外，红学家谁都无缘看到。据说是“迷失”了，而且早在1964年靖家就没有找到这部旧藏。
与此相关的还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问题，也是毛国瑶抄给俞平伯的，系靖应鹃在《袁中郎集》中找到的一张残页，内容为：
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
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愿造化主再出一脂一芹，是书有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这条批语，署年为“甲申八月”，甲戌本作“甲午八日”，显然靖本为是，考证雪芹卒年也就不会发生是否记错时间的问题了。但“夕葵书屋《石头记》是否即是靖藏本？又增加了一层疑难。人们真希望已经“迷失”的靖本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藏主手中，然后公之于众，以有益于红学研究事业。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1）
其一：四条不解之谜
《红楼梦》研究中，除上述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之外，另有四条不解之谜。
第一条不解之谜是元春判词。《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元春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第二、三句不难解释，主要是一、四两句指的是哪一个“二十年来”？“辨”什么“是非”？“虎兔相逢”似暗含干支纪年的意思，那么作者的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相逢”？简直索解莫从。续书写元妃薨日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特注明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因而“已交寅年卯月”。显然流于牵强，不足以服人。研究者或云“虎”象征宫廷，“兔”象征元春，虽可聊备一说，终究未得作者本意。也有的根据庚辰本第十四回“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的批语，认为“兔”指一柳姓人，即柳湘莲；又说“榴花”谐音“柳花”等等杨光汉：《论贾元春之死》，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辑。，更属臆测之词。笔者曾推断“虎兔相逢”系暗指康熙和雍正两个政权的交替，因为康熙死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干支为壬寅即虎年，雍正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位，已临近癸卯即兔年。正是雍正继位，使曹家面临政治险境，不久就被抄家没产，这对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