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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编辑同志和海内外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但还必须有作者撰稿，读者阅读，这三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办好刊物。学刊开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万五千册。后来虽有所减少，有好几年也大都在万册左右摆动。直到最近，稳定订户仍不少于七千。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一本纯学术的专学刊物，十几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多读者，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当然由此可以看出红学的魔力。我在当时撰写的创刊词里曾说：“创办本刊的目的，就是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一个园地，通过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水平。”事过十二年，出版五十期，发表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各类红学文章，创刊词阐述的学术目标，应该说大体上已经达到了。创刊词中还提出：“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以及“反对说空话，提倡朴实、生动的文风”，这些切合当时情况的学术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体现。八十年代前半期红学的繁荣和发展，《红楼梦学刊》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应是不争之事实。
但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两年，红学热已开始冷却；不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红学研究，也大大降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红学之所以成为红学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两大派别有不可没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证也好，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时期就会到达一个极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来米就是《红楼梦》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厨子去烧饭好了。红学小说批评就是这样做的。只要《红楼梦》在，小说批评就不会断炊。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这便有了局限。因为买米下锅总是不可靠的。临时买有个买到买不到的问题，即使买到能否放在《红楼梦》研究的锅里煮成可吃的熟饭，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近百年来有多少索隐和考证煮成的红学饭，只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饥。可是没有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只小说批评一家独占鳌头，“红楼宴”虽然可以摆成，肯赏光的宾客则大为减少。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对出仕清朝的汉族诸名士寓痛惜之意。这说得不一定正确，但发人深思，使我们感到有趣。何况细按书中情节，有些描写的确有反满思想的流露。这说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视。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贾政就是曹，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只能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索隐无疑于猜笨谜。这说得也有偏颇，但他发掘出一大堆关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带脂批的乾隆抄本为佐证，求之《红楼梦》本文，也不无暗合之处。考证打开的红学思路，其意义更不能小视。红学三派，每一个派别都从作品中打开一个世界。只不过小说批评所打开的世界是文学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学界的普遍关注。索隐和考证所打开的世界，则包括文献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学的意义也更普遍，因此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想在红学领域一试身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出红学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小小一红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何以吸引那么多我国第一流的文史学者跻身其中的缘故。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2）
俞平伯先生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②《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说：“既关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是也。”②俞平伯先生这两段话见于他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经过沉淀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怎样评价索隐和考证在红学成为红学并获得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于对这两个红学派别本身如何评价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红学自王、蔡、胡以师儒身份大谈红楼，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差堪比拟。红学的地位曾经很显赫过，有几次竟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波澜。但现在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胡适说是曹，但没有证据。我们说不是，也没有证据。只能严守圣人遗训，说不知道。脂砚斋是谁？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不知道。而这三个问题，对考证派红学来说，实在至关重要，都是最起码需要解决的问题。连起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索解无从，未免太让研究者泄气。索隐的出发点往往很庄严，以《红楼梦》寄托家国之思，令人肃然起敬。但具体分解起来，又收获甚微。说来说去逃不出尽人皆知的那几条例证。偶然有人提出新说，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前人已经说过的旧说。时至今日，无论索隐还是考证，要想前进一步，有所突破，已经难上加难。当然不排除还会有新材料的发现。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敦煌学也由于已发现的材料处理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感到步履维艰。而随着汉简的大批面世，一门新的学科——简牍之学，已在悄然兴起。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演变，把学术思潮区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并用佛家生、住、异、灭四分流转相作比照。他说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其特点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吏二种》（朱维铮校注），第2页至第3页。下引任公先生语同此．不复注。比之红学，本世纪初胡适向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宣战，实与之相仿佛。因此当时的红学可看做是处于启蒙期的红学。
学术思潮处于全盛期的特点，梁启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熠，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辍哒哂滔Ｉ胶停圆换癫抻谄淞治堋！闭庥美葱稳莺煅У娜⑵冢煲挛薹欤〉胶么ΑＪ怯幸桓鍪逼冢颐堑摹安胖侵俊倍荚敢獠奚砗煅Вⅰ耙源宋蒙小卑。 �
学术思潮进入蜕分期的特点，依任公先生的说法其表现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能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只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三位考证派主将的声势气象，以及他们的使红学愈分愈细，不仅三人之间于家世考证、作者考证、版本考证各有侧重，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红学蜕分期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启超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摧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我想，说红学现已进入衰落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说，红学的“精要之义”确实被前辈学者“濬发”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的悲观，学术的发展嬗变，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热必有冷。盛而不衰，热而不冷，天下怎容得这样的物事。就拿《红楼梦学刊》来说，顾问中茅盾和王昆仑两先生已经仙逝，编委中自创刊以来已有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戴不凡四位红学大家作古。1979年5月20日学刊在四川饭店举行首届编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红学专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会，王昆仑当场赋诗，那种盛况，恐怕不会再有了。甚至红学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学问杠为特色的红学论争，包括胡适说蔡元培“猜笨谜”，并声称“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吴世昌和周汝昌等辩论所谓“雪芹佚诗”，引来《晋书》里阮瞻不信鬼的故事，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