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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低声下气地强调——咱们和那七八十人不一样啊；咱们的钱，当初是被借去的啊，不是入股啊……
“什么借不借的！借也是入股！反正当初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一点你们当初是应该心里有数的！入股就有风险，权当你们风险投资了吧……”
他们被训斥得一愣一愣的。
三个男人一合计，得啦，谁也别再找了，干脆，告吧。于是他们告了乡镇企业局。
为了稳操胜券，还合出一大笔钱聘请了律师。有理，有据，有小城里名气颇大的一位律师相助，他们自信官司是一定能打赢的。
结果他们反而败诉了。
独立法人——独立经济和债务责任。
对方的律师，振振有词，只援引一条法律，却仿佛站在绝对真理一边似的。
而他们的律师，却不知为什么，变得口拙舌笨语无伦次了。
他们中的一个愤而反驳，你们引的那条法律，那是指公司和公司、企业和企业、公司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商业买卖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而我们没做什么交易什么买卖，我们的钱是被借去的！
那好啊，被谁借去的，找谁要去吧！
借据上盖着乡镇企业局的大印！
那是假的！
有什么证据是假的？
又有什么证据是真的？
他们觉得，他们起诉的，哪里还是些“公仆”们，简直是些无赖和流氓啊。
那天晚上，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喝酒，以解愤闷。其中一个起身去厕所，经过饭店里一单间，闻听他们聘请的律师正在里边大唱其歌。将门轻轻推开道缝，见除了他们聘请的律师，竟还有被告方的那两位律师，还有乡镇企业局的局长，还有法官。那四个正每人搂抱着一个“小姐”，不管不顾地在沙发上椅子上乱作四团。第五个“小姐”与自己们聘请的律师勾肩搭背而立，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时我亲你，我唱时你亲我……
于是他将两名“战友”也叫来偷窥。
另两个不看则已，一看之下，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大哥二哥，咱们被耍了呀！”
“他妈的，咱们还看个什么劲儿！”
于是三个男人发一声喊，打将入去……
结果是他们被一块儿拘留了七天，七天里都吃了不少苦头。那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大打出手之前，也没考虑考虑——对方们难道是些他们可以白打的人吗？
七天后，他们着实消停了半个多月。他们谁也不找了。他们自己也得养养伤啊。于是对方们就以为，已彻底将他们摆平了。其实呢，他们也没只养伤，他们也是有朋友的啊。他们暗中进行了种种调查，于是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那个“自行消亡”了的公司，曾留下三部车和几十万元钱。三部车都以白给一般的价格，让市里三位领导的公子们买去了。几十万元，作了另几位领导的出国考察经费。没有这些具体的好表现，那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兴许就当不上正局长。
某日，三个男人出现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他们扯开白布横幅，上书两行漆黑大字是——“欠债还钱，古之法理”，“反无赖，要公道”，另有一丈多白布，将他们遭遇之事的经过和他们调查的结果，相当之详细地写了出来，是星期日，围观者众。那小城一向是没有什么外国人出现的。偏偏那日，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位外国男女，对他们大照其相。
这么一来，他们不但又犯法了，而且性质严重，带有政治煽动的意味了。
于是市里的头头脑脑大为震怒。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在许多方面，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但在这件事上，态度空前的一致，且空前的严厉。他们夸大其词地作为一次“政治事件”向上级紧急汇报了，于是上边下达了批示——依法严办，以保小城之社会稳定。
于是他们被判了刑。
他们当庭大叫冤枉，争说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但法庭不理睬他们的抗议，向他们宣告——前因是前因，那是一案；后果是后果，另是一案。
三人中那农民，在法庭上自己主动多承担了些责任，便是主犯，被判五年。另两个，算 从犯，各判三年。
他们入狱后，小城恢复往日太平。人们议论了些日子，也就将他们的事忘记不提了。太平盛世，人心就会变得漠然。这几乎是一种社会规律。正如那些“公仆”们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放弃鄙嫌，暂敛矛盾，形成了强大的联合阵营一样，三个男人在监牢中，也同仇敌忾，暗结死党。他们一块儿发了毒誓必定报复……
三年后，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两个男人刑满释放了。他们似乎服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们一门心思挣钱。只要不违法，干什么来钱快，来钱多，便齐心协力地干什么。都是颇谙经营之道的男人，又吃得苦，耐得劳，并且原本有些经营资本，两年下来，倒也很挣了一笔令人羡慕的钱数。他们将钱三家平分了，变卖房屋，将三家迁往别处定居去了……
前几天，“大哥”也出狱了。今天，他们算是为“大哥”接风。后半夜，还要按既定方针干正事。接不接风的，目的倒在其次。反正已是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了，交心托底了，相互就没了什么计较了。都是从生意场上过来的男人，都有半斤八两的酒量，也就都喝得很豪气。但是各自喝到了五六分，就都一口不喝了，就都将酒盅扣在桌上了。从这点看，分明的，他们又都是自控力很强的男人。
接着，他们就去洗桑那。之后，找小姐按摩。再之后，又去嫖了一通。他们原本并没有嫖的习惯，除了“三弟”打过几次野食，“大哥”、“二哥”其实都是很正经的丈夫和父亲。
“三弟”说：“大哥、二哥，身上带的钱还剩好几百呢，咱们都放纵一把咋样？”
于是“二哥”的目光望向“大哥”，态度暧昧。
“大哥”说：“你看着我干什么？”——将脸转向“三弟”，沉吟地反问：“怎么个放纵法呢？”
“三弟”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
服了五年刑，“大哥”似乎变得更稳重了。
“二哥”就替“三弟”回答：“还不是那种事儿嘛！”
于是“大哥”也就明白了。
“三弟”又说：“其实我自己倒不是太想。我是觉得，大哥服了五年刑，大嫂也在五年间病死了，既然现在出狱了，我这当弟弟的就有义务……”
“大哥”表情端庄地说：“五年间，我天天盼着有面对那狗官的一天，你们不提，我头脑中早把那种事儿忘了。”
“二哥”又说：“三弟也是一份好心。”
“大哥”犹犹豫豫地问：“不能误咱们的正事儿，别忘了咱们今夜是要干那件正事儿的。”
“时间早着呢。大哥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于是“大哥”将一只手拍在“三弟”肩上：“三弟，大哥一切听你安排。”
“这就对了。”
“三弟”如愿以偿地笑了。
“二哥”也笑道：“那我高兴沾大哥的光。”
于是三个男人就找地方去嫖……
嫖过后，三个男人的酒劲全部随汗消散了，他们反倒显得比没嫖之前精神抖擞了似的。
“二哥”对“大哥”说：“大哥，要不，咱们改天再干那件事儿？”
“大哥”就板起了脸，不悦地问：“你不想干了吧？”
“二哥”吞吞吐吐地回答：“那倒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考虑，大哥你刚出来，那件事儿一干，咱们三个必定又得进去。我和三弟毕竟出来两年了，对大哥，就太亏了。”
“大哥”说：“谈不上亏不亏的，只要能出了我胸中憋闷了五年多的那一口恶气，再进去我也心甘情愿。”
“二哥”右拳往左掌上一擂：“既然大哥这么想的，那咱们今晚就他妈的干！”
“三弟”看了一眼手表：“对，今晚若不干，错过了时机以后干不成，我白策划一场了。那还不后悔一辈子？”
“大哥”说：“就是。”
于是三个男人学足球场上开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将他们的三只手叠在一起……
五年前的乡镇企业局局长，五年后还在那个位子上。他自己当然大不遂愿。五年前，只消他一句话，三个男人的钱也就还了。但如果还了，市里的头头脑脑们出国的零花钱则无法由他提供了。而他一心讨好他们，所以他不能点头还三个男人的钱。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还确实有点儿耍无赖，但他认为对三个平头百姓耍一次无赖其实也没什么。如果市委书记的公子不看上那辆“本田”车就好了，那辆车也能卖个二十五六万，还三个男人的钱绰绰有余。但问题是市委书记的公子看上那辆车了啊，非要用三万元的折旧价买了去，他有什么办法呢？一边是市委书记的公子，一边是三个平头百姓，二百五也会掂量出哪边轻哪边重啊！其实他两眼盯着的是市委秘书长的缺。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块跳板。当上了市委秘书长，仕途就又上了一个层次，官运说不定就亨通无阻了呀。然而宦海多变数，却被粘牢在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上了，似乎一辈子定格了。所以呢，他也就趁着还没退休，及时行乐起来。这一个傍晚，和那三个男人一样，他也是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就去洗桑那，找“小姐”按摩，最后……
他带着残余的三分醉意将车开到家住的楼前时，已凌晨三点，天光已有些微亮了。
他刚一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