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县委书记就在一次常委会上发了顿脾气，他说：“县委办公室主任我当过，县委秘书长我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也当过，哪个县都不像这个县，连份自己的地图都没有。要是有地图，一挂，指指点点的，什么都一目了然，会使领导对我不满意吗？”
于是形成决议——尽快绘制一份本县的详细地图。于是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执行。那地图可真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全县总共有多少个村，每个村的位置以及村名、人口，标得密密麻麻而又清清楚楚，连哪座山头被私人承包了，哪个村的哪处地方有多大的一片私人鱼塘，哪条公路边上有几家私营饭店和旅馆，都标了不同颜色的圈儿或点儿。
正式开机印刷前，县委书记亲自过目，指着某个小黑点问：“这是什么？”
负责监制工作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名返县大学毕业生赶紧回答：“那也是一个村，叫翟村。”
他以为县委书记看不清楚，边说边将放大镜递给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没接放大镜，却说：“我知道那也是一个村，我看清楚了它下边标着它是翟村，六十三户农民。可为什么惟独它在山沟里？”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张了几张嘴，低声回答：“它……它一向就是在山沟里的……”
县委书记瞥了他一眼，以诲人不倦的口吻说：“这叫什么话，世上一切事物，一定有它形成在某处的非常具体的原因。在我们县的县界边上，竟然孤零零地冒出了那么一个小村子，也必有非常具体的原因，我问的正是那原因，而你等于什么也没回答我。”
站在县委书记另一边的，即将退休了的县委办公室正主任此时慢条斯理地解释：“书记，情况是这样的——您看这座山，是我们与邻县交界的屏障，半边在我们县，半边在邻县。这个翟村的六十三户农民呢，半数原是我们县的农民，半数原是邻县的农民，‘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从两县逃到山沟那处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小村。‘文革’结束，它正式划给了邻县。后来邻县托了关系，找了省里当时的一位领导，将它推给了我们县……”
县委书记不禁哦了一声。
办公室主任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一声“哦”的意思，补充道：“其实也就是甩包袱甩给了我们县，因为它实在是太穷了啊！全村六十三户人家都没有一户人家养得起一条狗。让它富起来不容易，任它一直穷着又是干部们的一块心病，所以都希望它和自己们脱离了关系啊……”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证实道：“是太穷了。我为绘地图这件事去过，全村没一幢像样的房子……”
县委书记叹了口气，忧患地说：“中国啊，人口太多了呀。贫穷的包袱太重了呀！”——之后，指着离翟村最近的一条公路，问离翟村有多远？听说五六十里，沉默良久，又问山沟里的路车好开不好开？
年老的办公室主任和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争相回答：“不好开不好开！坑坑洼洼崎岖盘绕，才五六十里要开两三个小时，司机开得稍不慎，必有陷车翻车之虑……”
县委书记缓缓转身，看着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语气深长地问：“如果省里又下来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工作，一看地图，心血来潮指着说……噢，你们县界边上那儿还有一个村，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么我们是陪他去呢？还是不陪他去呢？如果陪他去，半路出了车祸，谁来负那一重大责任呢？……”
一番话，问得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一时地你看我，我看你。
县委书记默默地转身便走，走到会议室门口，驻足又说：“既然邻县已经将翟村当成包袱甩给我们了，我们能照样甩给别的县吗？往哪儿甩？怎么甩？能一下子甩出中国去？……就让翟村它在我们心里吧……”
县委书记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后，即将退休的老办公室主任问年轻的副主任：“你明白咱们书记的话吗？”
年轻的副主任摇摇头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明白。”
正主任说：“我也不明白。”
不明白就得想啊。
于是那一天，正副两位主任都失眠了，都在想县委书记的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半夜，正主任给副主任打电话，坚决地说：“那地图一定得改一下。”
副主任问：“哪错了？我监制得很认真，不会有错啊！”
正主任说：“错是没错，但必须改。改也不难，只不过让代表翟村那个小黑点从图上消失了就是。但那棵树得保留在图上……”
“翟村都得消失，而那棵树不过是一棵老枯树……”
“别管它枯不枯，反正得保留。省测绘局专门为那棵树给咱们县下发过红头文件，说如果被砍了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因为它是测绘学上的重要标识物。至于翟村嘛，我理解咱们书记说让它在咱们心里吧，意思就是其实也不必非将它标明在图上。凡事，太认真太细心了，反而会带来麻烦的，听我的准没错……”
负责地图监制的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放下电话后，并没有因为了却一桩糊涂心事而高枕无忧，他更加难以入眠了。
地图蓝样又呈现给县委书记过目时，县委书记只看了一眼就说：“那么，印吧。印得质量好点。要印几张半墙那么大的，挂一幅在会议室。”到本县来视察过一次农村工作的那位副省长又来了，是被请来的。在县委会议室里，女服务员轻轻一按遥控器，白幔分开，于是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呈现着了。县委书记手持长杆，站立图旁，指指点点沉着自信地汇报。副省长望着图，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汇报完毕，副省长起身也走到图旁，一会儿细看这儿，一会儿细看那儿，显出很是满意的样子。他指着图上那棵树奇怪地问：“这儿怎么既没有村名，又没有标明人口的数字？”
气氛一时为之肃然，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在了县委书记身上。
县委书记平静地说：“那儿只不过是一棵树。”
副省长又问：“为什么连一棵树都标明在图上了呢？”
县委书记就解释那棵树在测绘学上如何如何的重要。副省长听罢，以表扬的口吻说：“好啊，你们这张图绘得很细啊！我认为，全省其他各县，都要向你们县学习，都应该绘一张这样的图。”
县委书记说：“我们还将这份图上网了呢！”
于是就请副省长从电脑上看。在电脑屏幕上，局部放大了，看得更清楚了。不知为什么，副省长对那一棵树特别感兴趣，要从电脑上看看。在县委书记的亲手操作下，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了那棵树的近照。
副省长问：“枯死好多年了吧？”
众人都说是啊，是啊，枯死三十几年了。
县委书记又指着说：“副省长您看，这树这儿，这儿，不是长出几片新叶来了吗？”
副省长说：“一棵枯死了三十几年的树，由于它在测绘学上的重要性，你们都能对它妥善爱护，证明你们是有全面责任感的干部。我放心了，相信你们会以更大的责任感，爱护本县一方所有的百姓。”
县委书记说：“副省长，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天职。”——遂代表全县人民，向副省长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吃饭的折叠圆桌。
副省长拒绝道：“不收，不收，我家就剩我和老伴两口人了，摆两张吃饭桌干什么？”
县委书记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又不大，占不了您家多少地方。知道您家里就您和老伴两口人了，所以我们订制的桌面也小，直径还不到一米呢，不过可是正宗红木的。”
副省长说：“是红木的那我更不收了。”
县委书记又说：“我们把本县的地图印在桌面上了。我们没别的意思，只不过希望您能经常想着点儿我们这个县的老百姓。”
副省长一时倒感动了，就不再说什么……
从此，很穷很小像穿山甲似的钻在深山沟里的翟村，不但从这个县最新绘制的地图上消失了，也从某些人士们的头脑里消失了，仿佛它真的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并且，再也没有一位县里的领导去过翟村一边。以前他们是去的，逢年过节访贫问苦的时候去。去时小车后备箱里装上两袋面三袋米，随员兜里揣上千八百元公款，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而县委会议室挂起了那幅半墙大的地图后，逢年过节干部们再就不访贫问苦了，因为代表贫苦的那个翟村已不存在了，眼不见心不烦。访贫问苦改成逢年过节到某些富村去与民同乐了。自然，照例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照例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
十余年中，县委书记县长都换过了，没有谁对新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提过一次翟村，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如今，当年到本县视察过两次的那位副省长已经离休。当年的县委书记，已经升到本省的第二大城市当市委书记去了。当年那位三十岁出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官场上熬成了本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议室，站在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旁，他主持召开了他这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常委会。他也是四十六七的人了，两鬓都花白了。这是一届很年轻化的领导班子，包括县长在内的常委们，一个个都比他年轻。文化结构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县长是经济学博士，一位副书记和宣传部长都是中文硕士。
县长说：“书记你也坐吧。那图我们太熟悉了，无论你说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你不必非站在旁边指点着。”
县委书记说：“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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