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类地行星的雷达探测在技术上还简单些。
“叶文洁呀，你越来越出格了，你的课题，在理论上搞搞就行了，有必要弄这么大动作吗？”雷志成摇摇头说。
“政委，可能有重大发现。实验是必须的？只这一次，行吗？”叶文洁苦苦央求道。
杨卫宁说：“雷政委，要不就做一次？操作上好像没什么太大困难，回波在发射后传回要……”
“十几分钟吧。”雷志成说。
“这样红岸系统正好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
雷志成再次摇头，“我知道在技术上和工作量上都没什么，但你……唉，杨总啊，你脑子里缺的就是这根弦啊——向红太阳发射超强烈的电波，你想过这种实验的政治含义吗？”
杨卫宁和叶文洁一时瞠目结舌，他们并不是感到这理由荒唐，相反，是为自己没有想到而后怕。那个年代，对一切事物的政治图解已达了极其荒唐的程度，叶文洁上交的研究报告，雷志成必须进行仔细审阅，对有关太阳的技术用词反复斟酌修改，像“太阳黑子”这类词汇都不能出现。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的实验当然可以做出一千个正面解释。但只要有一个反面解释，就可能有人面临灭顶之灾。雷志成拒绝实验的这个理由，确实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叶文洁没有放弃，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做成这事很容易。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全部使用“文革”期间生产的国产元件，由于质量不过关，故障率很高，不得不在每十五次发射后就全面检修一次，每次检修完成后都要例行试运行，参加这种发射的人很少，目标和其他发射参数也是比较随意的。
在一次值班中，叶文洁被分配进行例行的检修后的测试，由于试发射省去了很多操作，在场的除叶文洁外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对设备原理知之甚少的操作员，另外的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工程师已在持续了两天的检修中疲惫不堪，心不在焉。叶文洁首先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这已是红岸发射系统的最大功率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的频率上，借测试天线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的内容仍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
这是1971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事后叶文洁多次回忆那一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焦急，盼发射快些完成，一方面是怕在场的同事发现，虽然她想好了推托的理由，但以损耗元件的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实验毕竟是不正常的；同时，红岸发射系统的定位设备不是设计用于瞄准太阳的，叶文洁用手就能感到光学系统在发烫，如果烧坏麻烦就大了。太阳在西天缓缓下落，叶文洁不得不手动跟踪，这时，红岸天线像一棵巨大的向日葵，面对着下落中的太阳缓缓转动。当发射完成的红灯亮起时。她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了。扭头一看，三名操作员正在控制台上按手册依次关闭设备，那名工程师在控制室的一角喝水，技术员则靠在长椅子上睡着了。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
发射一完成，叶文洁就冲出控制室，跑进杨卫宁的办公室，喘着气说：“快，让基地电台在 12000 兆赫上接收！”
“收什么？”杨总工程师惊奇地看着头发被汗水粘到脸上的叶文洁，与灵敏度极高的红岸接收系统相比，基地用于与外界联系的常规军用电台只是个玩具。
“也许能收到一些东西，红岸系统没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了！”叶文洁说。正常情况下，红岸接收系统的预热和切换只需十多分钟，而现在接收系统也在检修中，很多模块拆卸后还未组装，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运行。
杨卫宁看了叶文洁几秒钟，拿起了电话，吩咐机要通讯室按叶文洁说的去做。“那个电台的精度，大概只能收到月球上外星人的信号。”
“信号来自太阳。”叶文洁说。窗外，太阳的边缘已接近天边的山顶，血红血红的。
“你用红岸系统向太阳发信号了？”杨卫宁紧张地问。
叶文洁点点头。
“这事不要对别人说，下不为例，绝对的下不为例！”杨卫宁警觉地回头看看门口说。
叶文洁又点点头。
“这有什么意义嘛，回波一定是极弱的，远远超出了常规电台的接收能力。”
“不，如果我的猜想是正常的。将收到极强的回波，强得……难以想象，只要发射功率超过一个阈值，太阳……就能成亿倍地放大电波！”
杨卫宁又奇怪地看着叶文洁，后者沉默了。两人静静地等着，杨卫宁能够清晰地听到叶文洁的呼吸和心跳，对她刚才的话他没太在意，只是埋藏了多少年的感情又涌上心头。但他只能控制着自己，等待着。二十分钟后，杨卫宁拿起电话，要通了通讯室，简单地问了两句。
“什么都没收到。”杨卫宁放下电话说。
叶文洁长出了一口气，好半天才点点头。
“那个美国天文学家回信了。”杨卫宁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叶文洁，上面盖满了海关的印章。叶文洁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先是大概扫了一眼哈里·比德森的信，信上说他没有想到中国也有研究行星电磁学的同行，希望多多联系和合作。他寄来的是两叠纸，上面完整地记录了来自木星两次电磁辐射的波形。波形显然是从长条信号记录纸上复印下来的，要对起来看，而这个时候的中国人，还大多没有见过复印机。叶文洁将几十张复印纸在地板上排成两排，排到一半时她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她太熟悉那两次日凌干扰的波形了，与这两条肯定对不上。
叶文洁慢慢地从地上将那两排复印纸收拾起来。杨卫宁蹲下帮她收拾，当他将手中的一打纸递给这个他的内心深处爱着的姑娘时，看到她摇摇头笑了一下，那笑很凄婉，令他心颤。
“怎么？”他轻轻地问，没有意识到自己同她说话从来没有这么轻声过。
“没什么，一场梦，醒了而已。”叶文洁说完又笑了笑，抱着那摞复印纸和信封走出了办公室。她回到住处，取了饭盒去食堂，才发现只剩下馒头和咸菜了。食堂的人又没好气地告诉她要关门了，她只好端着饭盒走了出来，走到那道悬崖前，坐在草地上啃着凉馒头。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大兴安岭看上去是灰蒙蒙的一片，就像叶文洁的生活，在这灰色中，梦尤其显得绚丽灿烂。但梦总是很快会醒的，就像那轮太阳，虽然还会升起来，已不带有新的希望。这时叶文洁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只有无际的灰色。她含着眼泪，又笑了笑，继续啃凉馒头。
叶文洁不知道，就在这时，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的第一声能够被听到的啼鸣，已经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恒星级功率的强劲电波，如磅礴的海潮，此时已越过了木星轨道。
这时，在 12000 兆赫波段上，太阳是银河系中最亮的一颗星。
24。红岸之六
以后的八年，是叶文洁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时间。“文革”中的经历造成的惊惧渐渐平息，她终于能够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红岸工程已经完成了实验和磨合期，一切渐渐转入常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少，工作和生活变得有规律了。
平静之后，一直被紧张和恐惧压抑着的记忆开始苏醒，叶文洁发现，真正的伤痛才刚刚开始。噩梦般的记忆像一处处死灰复燃的火种，越烧越旺，灼烧着她的心灵。对于普通的女性，也许时间能够渐渐愈合这些创伤，毕竟，“文革”中有她这样遭遇的女性太多了，比起她们中的很多人，她算是幸运的。但叶文洁是一位科学女性，她拒绝忘却，而且是用理性的目光直视那些伤害了她的疯狂和偏执。
其实，叶文洁对人类恶的一面的理性思考，从她看到《寂静的春天》那天就开始了。随着与杨卫宁关系的日益密切，叶文洁通过他，以收集技术资料的名义，购进了许多外文的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斑斑血迹装饰着的人类历史令她不寒而栗，而那些思想家的卓越思考，将她引向人性的最本质也是最隐秘之处。
其实，就是在这近乎世外桃源的雷达峰上，人类的非理性和疯狂仍然每天都历历在目。叶文洁看到，山下的森林，每天都在被她昔日的战友疯狂砍伐，荒地面积日益扩大，仿佛是大兴安岭被剥去皮肤的部分，当这些区域连成一片后，那幸存的几片林木倒显得不正常了。烧荒的大火在那光秃秃的山野上燃起，雷达峰成了那些火海中逃生的鸟儿的避难所，当火烧起来时，基地里那些鸟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它们的羽毛都被烧焦了。
在更远的外部世界，人类的疯狂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顶峰。那段时间，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分布在两个大陆上的散不清的发射井中，在幽灵般潜行在深海下的战略核潜艇上，能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器一触即发。仅一艘“北极星”或“台风”级潜艇上的分导核弹头，就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但普通人对此仍然一笑置之，似乎与已无关。
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对核武器十分敏感。她知道这是恒星才具有的力量。她更清楚，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有反物质，等等，与那些力量相比，热核炸弹不过是一根温柔的蜡烛。如果人类得到了那些力量中的一种，世界可能在瞬间被汽化，在疯狂面前，理智是软弱无力的。
进入红岸基地四年后，叶文洁和杨卫宁组成了家庭。杨卫宁是真心爱着叶文洁的，为了爱情，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时，“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已经过去，政治环境相对温和了一些，杨卫宁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受到迫害，但因为娶了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妻子，被视为政治上不成熟，丢掉了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和妻子能够作为普通技术人员留在基地，也仅仅是因为技术上离不开他们。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