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条上马政，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帝嘉纳之。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仆马缺，复行正德纳马例。已，稍增损之。至四十一年，遂开例至捐马授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益多，以供团营买马及各边之请。然一骟马辄发三十金，而州县以驽马进，其直止数金。且仍寄养于马户，害民不减曩时。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
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太祖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闲平埜，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籓府不得自占。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令以太仆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种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弘治初，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而旋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诸卫牧场亦久废，兵部尚书张蓥请复之。御史胡海言恐遗地利，遂止。京师团营官马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皆分置草场。岁春末，马非听用者，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给事御史阅视马毙军逃者以闻。后上直马不出牧，而骑操马仍岁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警为辞，奏免之，征各场租以充公费，余贮太仆买马。于是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
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并理盐、茶。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灵州盐池增课五万九千，贮庆阳、固原库，以买马给边。又惧后无专官，制终废也，于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报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后至万历初不废。嘉靖中，开马市于大同，陕边宣镇相继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市马七千余匹，为价九万六千有奇。其价，辽东以米布绢，宣、大、山西以银。市易外有贡马者，以钞币加赐之。
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籓封将帅皆以马为币。外国、土司、番部以时入贡，朝廷每厚加赐予，所以招携怀柔者备至。文帝勤远略，遣使绝域；外国来朝者甚众，然所急者不在马。自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张廷玉》明史》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活动的特征。，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螅Хǎ我馇嶂亍Ｖ寥缏捎腥∽陨喜谩⒘偈贝χ握撸蜃镌诎艘椴坏蒙米怨次省⒂胍磺幸捎锩讯ā⒓奥晌拚恼呱瑁俏匠⒖扇吻樯敝病Ｓⅰ⑾芤院螅招糁馕ⅲ焖胖绯恪＞薅翊箜溉缟交即又邢拢又晃省；虮疚匏览恚礁囤鲇攘摇９首勖鞔谭ù舐裕猿乐罩３彰槐冈兀兄诖耍褂兴佳伞�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书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著作。，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马克思、恩格，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山西阳曲人。曾讲学于三立书院。明亡后，隐居山中，坚持，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