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哭，太彻底了，太绝望了，哭得以往所有的哭似乎都成了假的一样。哭的时候，真是天翻了，地覆了，以为路也走到头了，再也走不下去了。可哭完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路也还在前面伸着，该做的事情还是一样也不能少。大英小英在一个星期之后，又上学了。两人读同一所中学，在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她们的衣袖上都戴着黑色的袖章，上面用白色的机线绣着一个空心的“孝”字。她们的眼睛还是肿的，人也像隔夜的青菜帮子一样，蔫了，黄了。老师同学们对她俩是格外热情的，格外照顾的，可是她们自己在那些热情和照顾中，唯有加倍地瑟缩起来，好像自己得了什么传染病一样，下了课也缩在座位上，不愿意和人说话。放学的时候，两人宁愿你等我，我等你，也要候在一起。她们互相看着，如同看着自己的影子，寂寞的冷清的灰暗的影子。
半个月之后，阿美的裁缝店也恢复了。虽然她踩一阵缝纫机，就要发一会儿呆，但机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唱起来了，唱得虽不爽利，毕竟还是唱了。这些天来，阿美的眼前总是会浮现那个瞎子的样子，还有那首莫名其妙的诗。好像在云雾里看到什么了，可是再一定神，又看不清了。阿美想：这都是命啊，命中注定的啊。这么一想，起皱的心反而变得舒坦了一些。但就得到此为止了，再不能想了。再想，又想不通了，那些发疯发狂的念头又要爆炸出来了。
老沈一出事，这一条街的人就在背后议论开了。毕竟他刚刚进人中年嘛，毕竟是个壮壮实实的男人嘛，又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前兆的，就算是破伤风，那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个横死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前些年那
种抽筋似的混乱和疯狂都过去了，全中国的人都从漫天的大字报和红袖章中缓过气来了，家家户户都想把一天天的日子过好了，国家都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人们的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色彩了，可是老沈偏偏在这时候来了个不正常的死亡。毕竟是城里嘛，又不是偏僻的乡下，“破伤风”算不得什么不治之症呀。人们觉得惋惜了，难过了，可怕了。总得有个原因吧？可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名堂来。当然要怨他自己的命不好了，不过也有很多人都说是怨阿美的命苦，命硬的。在粮店里卖米的朱阿姨，两片薄薄的嘴皮利索地给了个说法：“我看哪，阿美长得漂亮是漂亮，但你们没看到她鼻尖当中的那颗黑痣吗？那颗痣虽然不大，但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们想，谁的痣正好不偏不斜地长在鼻尖的正当中呢？我查过相书的，那是凶相，克夫。”大家听了，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总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克夫，怎么能这么年轻就做了寡妇呢？不少男人还在心里估摸着另外一件事，难以启齿却又让人唾液充盈的一件事。他们关心的是，这个漂亮的女人到底能守多长时间的寡呢？到底有哪个男人，能把这母女三人一网打尽呢？偷鱼的贼心恐怕是很多人都有的，但蹚浑水的勇气却很少有人具备了。毕竟，那是一摊地地道道、污秽不清的浑水啊。三个女人，三张嘴，谁有能耐背得起这么重的包袱呀？这么一想，戏还是想看的，但人就站得远了一些。
来做衣裳的女人们倒是比从前还多了，跑得还勤了。那些女人们坐在阿美的店里，耐心地翻着几本已经翻旧的时装画报，如果看上了合适的一款，就让阿美比照着做。她们将布料摊开来，横摆摆竖放放，在身子上比画来比画去的，让阿美给她们当参谋。有时上午才选定了一款，下午她们就改变主意了，又跑到阿美的店里来，让她给换一种款式。她们带来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带来一些叽叽喳喳的琐碎。从前一些暗地里嫉妒过她的女人，现在好了，面对一个漂亮女人的怨愤心理平衡过来了，似乎有些互相扯平的感觉了，因为扯平也就真心同情了。阿美也懂得她们的好意，不过她的精神不济，神情淡淡地随着她们的话题走。她的脸色还是苍白的，瞳仁里的光还聚不起来，看到的，听到的，反映到脑子里去，还需要一段间隔，连眼珠转那么一轮，都像慢动作的画面一样。不过，这些女人们毕竟带来了一点活的空气了，一点锅碗瓢盆的温暖了。
其实，老沈这一走，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最关心的只一个问题：这母女三人靠什么生活呢？说白了，就一个字：钱。凭阿美开缝纫店的收入，能养活一家三口，能供两个一般大的女儿一起上学吗？从前家里的开销多半是靠老沈的工资和补助顶着的，做司机辛苦是辛苦点，但钱还不算少的。阿美自己没有工作，缝纫店赚的钱只能充当一点零用。都是街坊邻居的，做件衣裳，缝条裤子，能收多少钱呢？
追究起来，老沈是死在出车的事故上的，虽有他自己的大意，但毕竟不是私自出车惹的祸事。这一点，也是阿美心里最大的安慰了。也就是说，老沈的死是跟公事有关的，你公家就不能不管。公家，那是多大的一个靠山呀。就如同一只蚂蚁想象巍峨的昆仑山一样，那是想不出来的大。只要有公家在后面撑着，多大的事也不是事，多大的灾难也不算灾难了。幸亏，老沈还是一个为公家做事的人哪。想到公家，阿美的心里就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底了。
老沈出事后，运输公司的赵书记带着公司的几个领导，主动上门找阿美谈过了。赵书记是个复员军人，中等身材，肩膀厚实得像门板，圆脸，小眼睛，蒜头鼻，皮肤黑，人长得不出众，但有一种北方男人的大气和威严。他说话也带着北方口音，声音钢珠似的，硬邦邦的，爽快，利落。不等阿美提出什么要求，他自己主动说：“小美同志，我知道你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公司会对老沈有个圆满的交代，对家属有个圆满的交代的，你就放心地等着我们的消息吧。”
阿美知道，赵书记是代表“公家”的，公家的话怎么能不相信呢？所以她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等，没有找任何人。果然，过了一些日子，赵书记又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拎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包。阿美一看到那黑包，心跳就莫名其妙地加速了。血一个劲往头上涌，人也有些眩晕。不过，她还是竭力控制住自己，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
赵书记清清嗓子，脸上摆出郑重的表情，关切又不失威严地说：“你家老沈呢，在公司里一贯表现不错的，他出事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对他的不幸我们深表同情。公司领导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决定除了承担老沈所有的医疗费、丧葬费之外，还一次性发给事故补助一千元。这可是我们公司发得最多的一次补助啊。你可以算一笔账，老沈每个月工资加补助就那么几十块钱，一千块钱差不多相当于他三年的收入总和了。我们这样做，也是考虑到老沈的家属，喔，也就是你，没有稳定的工资来源，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种特殊照顾吧。你也不要客气，拿了钱，存起来，好好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你还年轻嘛，要想开些，往前看，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们的。”
这一番话，赵书记说得郑重，阿美也听得慎重。当赵书记说到“一千块钱”时，阿美的脑子倏地膨胀了起来。“一千块钱”，这几个字好像一颗原子弹，在她的脑子里迅速地腾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遮天蔽日的。她知道这是一个大数目，她从未经历过的大数目。但这个“大”又是虚的，具体大到什么程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又是毫无概念的。阿美没有上过班，不知道跟公家的人如何打交道，也不知道见到领导应该说什么话才得体。从前家里对外的事情一律都是老沈出面办的，现在老沈一走，她就得硬着头皮顶上了。她看着赵书记，他的态度虽是和蔼的，但说话、办事却透着一股气势，一种威严，像个黑脸包公似的，这就让她感到紧张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她完全搞不懂的，抓不住的，但又不得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决定。她想想，公司能做的好像也就是这些了，关键是人家的话说得天衣无缝，合情人理的，你想多说一句都无话了，于是她就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那个拿黑包的人见此，就从包里拿出一张协议，让阿美签了字，然后将报纸卷起的一摞钱放到了木桌上。
“钱，你点一点。”
“不，不用点了。”
“还是点一点吧。”
“不，真的不用点了。”
“那好，你看清楚了。这一扎一百块，一扎，两扎，三扎，四扎……一共十扎，也就是一千块钱，你收好了。”
人走了，钱，留在桌上。阿美将门插紧了，窗关严了。她头晕得厉害，想不清楚任何问题。那沓钱，看起来厚厚的，可是一想，又觉得轻飘了。阿美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现在她看到了。都是五元一张的钞票，用纸条整齐地捆着。但她不愿意一张张地点清楚。她甚至都不想再看它们一眼了。它们就像地雷一样，扎着自己的眼睛。她也不能好好地想一想，心里的伤疤是结着壳的，一想，那壳就要破。她得赶紧把它们处理掉。她进了里屋，爬到凳子上，从衣柜顶上搬下来一只平时不常用的暗红色的皮箱，将那包钱原封不动地放了进去，锁上锁，再将皮箱举到柜子顶上放好。做完了这件事，她觉得自己虚弱得站不起来了。
阿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笔钱的事。那些邻居们串门时，想问，看看阿美的脸色，也不好细问，但到底拗不过心里的好奇，只得含含糊糊地旁敲侧击着。她们都想知道老沈用一条命到底给阿美换了多少钱。不过，有些话又不能挑明了说，她们就打迂回战：“阿美，你这一家三口今后怎么过日子呀？你去找他们运输公司呀，你去找他们赔钱呀，要赔一大笔钱。这种事情他们公司是不能不管的呀！”阿美支吾地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