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我们又碰上老问题了。不论是在阅读时，在追寻中断的小说时，还是在辨别柳德米拉的爱好时，你刚刚觉得找到点门道，就被她立即堵死了，让她溜掉了。
“我现在最想看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的枝叶纵横交错……”
你对她的这个观点立即表示同意。你把那些充满了理智分析的书页统统弃之不要，幻想获得一种自然的、纯洁的、原始的阅读条件……
“必须找到中断了的线索，”你说，“我们立即上出版社去吧。”
她则说：“没有必要我们两人都去。你自己去吧，然后转告我。”
你感到失望。这场追踪行动之所以使你着迷，是因为你可以和她一起进行，一起经历，一起评议。现在你觉得你们似乎有了某种协议、某种信任，这倒不是因为你们开始用“你”字相互称呼，而是因为你们觉得是在合伙干一件事（这件事也许任何第三者都不会理解），可偏偏在这时候她拒绝去。。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
“这是原则。”
“你这话什么意思？”
“造书的人与看书的人之间有一条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这条界线并不十分严格，正在趋向消失，因为造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有与看书的人合二为一的倾向。当然，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应该承认，用这些书来制造另一些书的人却比仅仅爱好看书的人增加得快。我知道，如果我跨过这条界线，即使是暂时地、偶然地跨过这条界线，那么我就可能遇到这样的危险：和那帮人数像潮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因此，我拒绝把脚迈进出版社去，哪怕是进去几分钟也不干。”
“那我呢？’你反驳说。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每个人有自己的应付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你只好独自去进行这次考察，然后，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再在这家咖啡馆会面。
“您是为手稿的事来的？正在拜读，不，不，我说错了，以极大的兴趣已经拜读完了，对，对，我记得很清楚！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您未收到信？很遗憾，我只好向您通报一下，信中都写明白了，发出去有段时间了，邮局老是耽误事，您会收到的，出版计划安排满了，行情疲软，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说什么？感谢您使我们有幸拜读大作，我们应该尽快退还，啊，您是来取稿件的？不，我们还没有找到您的稿件，请您再耐心地等几天，会找到的，您别担心，我们这里什么也丢不了，刚刚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稿件，哦，不会过十年，我们一定会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码我希望如此，我们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这么高，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领您去看，当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别人的，当然，当然，我是说，我们这里许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着，还能把您那份稿件丢掉？我们十分珍视您的稿件，不，木，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退还给您。”
讲话的是一个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只要有人呼唤他：“卡维达尼亚博士！”“请问，卡维达尼亚博士！”“请教卡维达尼亚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个问题，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怀抱中，他顿时变得更加干瘪、背驼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问者的问题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并以一个十分急躁的人迫不得已时表现出的耐心，或者以一个十分耐心的人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发作，尽量把别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撇在一边，或者一一详加说明。他的这些努力使他的下颏和颈脖微微颤悠着。
你走进出版社大门时，向门房说明那几本书拼版有误希望更换，他们先告诉你找发行科；后来，由于你补充说你不仅希望更换而且希望他们对此做出解释，他们又让你去找技术科；当你说明你最关切的是那些被拦腰砍断的小说下文时，他们得出结论说：“那么您最好同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谈。请您到候见室去，那里已有许多人了，会轮到您的。”
因此，你挤身于来访者之中，数次听见卡维达尼亚博士重复有关手稿找不到了的谈话。他不管跟谁谈话，包括你在内，都从这个话题谈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编辑、工作人员打断他的话时，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误会。你立即明白了，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企业或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负着别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使命。正当你要开始跟他谈话时，有人拿着一份需要修订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计划来找他，或者拿着一张需要重新编排页码的书名清单来找他，或者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来找他，因为该书需要从头至尾改版，原来的马利亚现在应改为玛丽娅，原来的彼得应改为彼埃特罗。谁讲话他都听，虽然想到他与另一位来访者的谈话被打断了时也不免有些心烦；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说，他并未忘记他们，记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那种幻想的气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兰托洛茨基分裂派历史的学者悄声说道。）“也许您不该过多地描写那些淫秽的场面……”（“您说什么呀！”一位研究卖方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抗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如不集体行动单靠个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护土、执笔护士，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这些人物都要求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都被打发来见卡维达尼亚博士。各种学科与各种学说的专门用语和独特词汇，统统倾倒到这位被你称为“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老编辑身上，不是为了让他变得比其他老头个子更小，更干瘪、更驼背，也不是为了让“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这句话成为他的表现方式，而是因为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哦，不，他仿佛来自这样一本书……对，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还在阅读这种书，书中经常有“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形象。
为了排除干扰，他摇着头，让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他的秃顶上滑过，并尽量抓住问题的实际方面。“您不能，请原谅，把书中的脚注放到正文中间去吗？或者把正文提炼一下，把它也变成一条脚注呢？您考虑考虑。”
“我是个读者，只是个读者，不是作者。”你急忙声明说，犹如猛扑过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吗？好，提醒得好，我很高兴！”他投过来的目光确实充满友情与感激。“我很高兴。现在我会见读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绪控制着他，他也不愿抵御这种情绪；他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把你叫到一边说：“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经过我手的书很多很多……可是，这能说我在读书吗？不，这不是我所谓的读书……我的故乡书很少，可我读，那时候是真读……我总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样读书。现在我常常扣下一本书，说：‘这本书等我退休时读。’可过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故乡了；在鸡圈里找寻着什么；后来在母鸡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书，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是个简装本，书页都破烂了，上面还有我画的图画、用彩色粉笔涂上了颜色……知道吗？我小时候躲在鸡圈里读书……”
你向他解释你来访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让你再讲下去。他说：“您也遇上了，印张弄乱了，我们知道了，小说有开头没有结尾，出版社近期的书籍全弄乱了，您能看明白点什么吗？尊敬的先生，我们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样再轻轻放下去，仿佛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就会把铅字的顺序弄乱。“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他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便会逐渐扩展，使整个出版社陷入混乱。请原谅，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头晕。”他双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见亿万张书页与词句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飘荡。
“别，别，卡维达尼亚博士，快别为此烦恼！”喏，现在你却要安慰他。“我这只不过是个读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诉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这位编辑说道。“请你听我说。开始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出版社，他自称是个什么语的翻译，是什么语来着……”
“波兰语？”
“不，不是波兰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