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一个通道、一个开端。我知道，说谎成癖的斯努皮只会说那么几句话，绝不会说别的话。轻而易举地进入另一个世界，那只是幻想。我在这种梦幻般的幸福感支配下立即动手写作，但我面前的白纸上展现出的却是一片空白。
自从我面前挂上这幅招贴画，我再也无法写作了。必须尽快从墙上把这个可恶的斯努皮狗像摘下来，可我又老是下不了决心，因为这个少儿时代的玩偶已经成了我目前状态的象征，它时时提醒我、告诫我。
很多小说第一章开头的魁力在以后的叙述中很快消失了，因为开端只不过是一种许诺，对后面的故事及其可能的种种展开方式的一种许诺。我真想写一本小说，它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它在故事展开的全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开头时的那种扭力，维持住该者尚无具体内容的期望。这样一本小说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写完第一段后就中止吗？把开场白无休止地拉长吗？或者像个千零一夜》那样，把一篇故事的开头插到另一篇中去呢？
今天我要把一部名著的最初几段抄写一遍，看看在它那开头里蕴藏的力量能否传递到我的手上来。如果我的手真能获得这科力量，它便会自发地接着写下去。
“七月初，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接近黄昏时，一个年轻人从转租的位于S胡同的小房间里走出来，慢慢地、仿佛是漫不经心地走向K桥。”
我必须把第二段也抄下来，好让这篇故事自然而然地带着我前进：
“他在楼梯上成功地避开了女房东。他的房间在一幢六层楼高的经济公寓最上面，小得像个衣柜，根本不像一间住宅。”我一直抄到：“他欠女房东许多房钱，害怕碰见她。”
抄到这里，下面的话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抄下去：“他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恰恰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他性情暴躁，仿佛患了疑心病。”既然抄到这里了，我就接着把这一段抄下去，不，一直抄它几页，一直抄到主人公来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面前。‘哦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之前搬到您这里来的，——年轻人急忙低声说道并向她鞠了个躬。他提醒自己应该更有礼貌此
我停下笔，以免抄写全本《罪与罚》＇⑤＇。这种诱惑已控制着我。我仿佛突然明白了，誊写这个现在已不可思议的职业曾经具有何种意义与吸引力。誊写人员同时生活在两种时空之中，即读与写这两种时空之中，因为他可以抄写而不为自己面前空白的纸张担忧，又可以阅读而不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可能涉及何种具体对象操心。
有位自称翻译我的作品的人来找我，并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在未经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广泛翻译出版，这有损我的利益也有损他的利益。他递给我一本书，我翻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那是一本日语书，只有书皮上我的姓名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
“我连这是我的哪本小说都看不明白，”我说，并把那本书还给他，“可惜我不懂日语。”
“即使您懂日语，也认不出这是您的哪本书，”来访者说道，“这本书您从来未写过。”
他向我解释说，日本人仿制西方产品的能力已发展到文学方面。大皈有家公司已掌握了西拉·弗兰奈里小说的格式，能够制造出他的第一流新小说并使之充斥世界市场。把它们再翻译成英文（说得确切些，把它们翻译成假冒的英文原著），任何评论家都不能把它们与弗兰奈里的原作区别开来。
这个消息像魔鬼一般把我弄得心神不宁，木仅是因为这在经济上和道义上会给我造成损失，而且因为我对这些伪作，对我自己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上发出的新芽，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忧虑。我想像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老翁正在跨越一座拱桥。他就是我的日本形象。他正在构思我的一篇小说，经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达到与我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大限这家公司仿制的弗兰奈里伪作虽然只是我的作品的低劣的仿造，但它们同时又可能包含着一种典雅而神秘的智慧。后者则是真正的弗兰奈里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当然，在这位陌生人面前我不得不掩饰自己这种双重反应，仅仅表示同意收集各种必要的证据，提起诉讼。
“我要控告伪造者和推销伪作的人！”我故意盯着这个年轻人说道，因为我怀疑他参与了这场肮脏的交易。他说他叫艾尔梅斯·马拉纳，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的头前后很长，像个飞艇，凸起的前额里仿佛隐藏着许多东西。
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暂时住在日本。”他回答我说。
他说，他对有人盗用我的名义感到气愤，并表示准备帮助我终止这场骗局。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值得气愤的，因为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欺骗，文学中的真实就是欺骗，因此，一篇伪作既然是欺骗之欺骗，那么它就具有次等的真实性。
他继续向我阐述他的理论。根据他那种理论，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他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说他对我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个可以被人模仿的作者；第二，因为我具备成为一个大模仿家的必要条件，能够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伪作来。因此，我能够成为他所谓的理想作家，即完全溶解在严严实实包裹着现实世界的虚构之中的作家。由于他认为技巧就是事物的实质，所以作者只要能够发明一套完善的技巧，便能与一切事物等同起来。
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如果允许一个非信徒修改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那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阿布杜拉在记录时写错了一句话并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穆罕默德虽然发现了这个错误，却决定不去改正它，故意保留这一谬误。即使这样，阿布杜拉也不应感到愤慨，因为先知的冲动与言语只有在写到纸上之后才具备最终形式，在变成文字之前无所谓正确与谬误。无限的非文字世界要变成可被阅读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手做出有限的写作动作来实现，诸如拼写中犹豫不决、疏忽大意和下意识的颤抖等等。如果否认这些现象，这些身外之物便休想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而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信息。
喏，那只白蝴蝶已穿过山谷，从女读者的那本书上飞到我面前的稿纸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