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隐藏在壁橱里的阎宗章、高庆三、孟庆林听到孙格玲的暗号立刻蹿了出来。当时李兆麟将军还有一点清醒，试图用椅子同他们搏斗，但由于身体中了毒，已经没有力气了，被高庆三连刺了七刀之后，死亡。
我听了以后，禁不住仰天长啸起来，他可是一个大将军啊——
小孙不禁一愣，不再“表演”了，点了一根烟猛吸着，并嘟嘟囔嚷地说，你突然来这么一声，吓我一跳！整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李兆麟将军简介
李兆麟，1932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担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总指挥、北满省委党委兼组织部部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北委员会常委、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等职。
原刊责编 何凯旋
＇作者简介＇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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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楼
老张
谈 歌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北方的一个超级大国可能对我们采取的突然袭击（当时似乎跟北边的那个国家很较劲）。现在回忆，当时战争有点儿随时都能到来的紧张感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当时很有名的三句口号。第三句老百姓弄不大懂，似乎是指国际关系的。第二句好理解，是指农业生产，要粮食丰收。第一句很实在，就是挖防空洞。
1976年春天至1976年秋天，我有过一段挖防空洞的日子。回忆这期间，有一个人物值得写一写。人们都叫他老张，当时他四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就是眼睛小点儿，笑起来，挺慈祥的表情。很派头很首长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全礼。但当时似乎没有人喊他的名字，都喊他老张。
防空洞的工程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战备需要的，工程质量要求严格，一律是水泥钢筋，这要由部队的工程兵来做，属于军事工程。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第二种是大城市战略防御的，这是为了应对一旦发生战争，要保证当地政府的需要，这要由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第三种是一般城市供老百姓战时需要的，就由一些有问题的人来做。因为这是一个体力活。让这些人干，有点儿劳动改造的味道。而我们这个防空洞工程这三类都算不上。
我所在的这个工程点，是由市政府为一个县里挖的，说是为了战争一旦爆发，让贫下中农使用的。贫下中农们大概都广积粮去了，这深挖洞的事，就交给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做。所谓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大概听不懂了，就是犯了错误的意思。说某某出问题了，就是犯错误了。现在回忆，这种决策的制定有些糊涂，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挖的防空洞，质量信得过吗？一旦有了战争，贫下中农敢使用吗？
我是在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中出的问题，当时批判宋江是一个投降派。我那天喝了点儿酒，私下对工友们说，宋江这个人其实不错，挺讲义气的嘛。就有一个要求进步的工友把这句话给捅到上边去了。这句话用阶级的观点一分析，便有了政治问题。于是，先是领导找我谈话，帮助我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就把我从机关拿了出来，办了几天学习班，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在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算过了关。再然后，领导便把我下放到这支工程队里来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老张也在里边。
这支工程队有一百多人。人不太多，可这一百多人成分复杂。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或者“评水浒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我和十几位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我与老张不熟悉，并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单位派下来的。但他肯定有问题，否则绝不会来到我们这支队伍里。现在可以套用伟人一句语录（当时借我一千个胆子我也不敢随便套用伟人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单位，为了一个共同的深挖洞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每天的劳动量很大。八个小时是一定要干满点的，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说是为了赶进度。有一句口号是：要抢在超级大国发动战争之前。好像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我们的头上飞下来。能不紧张吗？我们吃住都在山里边，星期天也不下山，就是为了抢进度。
老张有手艺，是砌工。也就是泥瓦工。我跟他是一样的工种。这活虽然比和泥搬砖稍稍轻松一些，可也是累得够戗。想想看；每天一个工要有上千块砖砌上去，从洞里爬上来的时候，人都像根棍子似的直了。
有时星期天不加班了，也能休息一天。人们总算逮住歇息的机会了，就死死地睡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时做梦也是睡觉。累啊。其实不睡觉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四外都是山。都是庄稼地和野树林子，现在想起来，如果到山上四处走走，也应该是一件很浪漫主义的事情，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心情去浪漫。而且没有特殊情况，队上也不让请假。这支队伍的队长兼指导员姓段。段领导管理得特严。
这里我讲几句段指导员的事儿。段指导员本来是市里某国营大厂的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也因为犯了错误，才给弄到这工程队里来的。他犯的这个错误有些荒唐：段指导员本来是某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儿，三结合（现在的读者或许听不太懂了，三结合，即是当时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班子的一个形式，即有群众代表、有老干部代表、有解放军支左的代表参加组成的领导班子）时，段指导员被结合进来了。段领导被结合，不仅因为他造反有功，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举动，他把他大年初一的生日改在了每年的7月1日，即和中国共产党一天过生日。这也被称为与旧的观念决裂的一个重大表现。当地的报纸上还为段指导员写过稿子。于是段指导员就出名了（这种事现在说起来，肯定有年轻的读者认定太荒唐，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般荒唐）。后来厂里成立革委会，他也被结合进来了，当了一个副主任。段领导又有了新举措，他再一次改生日，他对外宣布，他的生日要改在每年12月26日，即伟大领袖毛主席过生日那天，他也过生日。可这一次段领导可没有交上好运。立刻有人反驳他：你他*的算什么东西？敢和毛主席一天过生日，你也配？于是，这就成了段领导的罪过，他在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被人拿了下来，幸亏老段平常人缘不错，有一些共同造反的战友们努力保他，他才没有倒更大的霉，他的7月1日的生日也不敢过了。又退回到他原来的生日了。造反派里的战友们为了保全他，便让他来这个工程队了。30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头发已经灰白了。他感慨地说，当时他也是懵了头，不知道怎么表现进步才好，才闹出了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平常人缘好，打他一个反革命，也不在话下。此是闲话，带过。
再说老张，让人奇怪的是，老张星期天从来不加班。每个星期天他也不睡觉，他总要下山一趟。星期一上午按点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管理我们的段指导员也从不问老张干什么去了。于是，老张的行动就格外神秘起来了。
队里边有几个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哪里都有，别看同样是犯了错误的，就能有人汇报你。写到这里，谈歌有些悲哀，套用一句古诗：同是犯错误，揭发何太急？）就向上告发这件事。其实这些揭发者也未必觉悟程度有多高，大概是觉得老张能出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这里边应该有忌妒的心理。李大年也是一个。
李大年是队上的挖土工。他原来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