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感到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有些力不从心，而年轻的李源带着通身的活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她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时感染着我，看外国大片、听流行音乐、读武侠小说，时尚文化元素的充值，
打破了我的固有娱乐方式，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开始崛起，外企如雨后春笋，人们开始面对更多选择。虽然在一般人眼里，能进我们这种吃皇粮的单位，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我看出李源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李源思想活跃，意识超前，言行率真，聪明但不够有耐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医生”。也许她应该尝试不同的生活？我知道她英语非常好，拿过学校演讲比赛第一名，于是建议她应聘杨森，或者史克，辞掉公职。“那种环境可能更适合你。”我鼓动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我悉心研究了当时手头仅有的资料，尽可能地了解外企的用人原则，为她量身定做了一套应聘方案，并客串人力资源主管，模拟招聘。
正像我所期待的，李源顺利地进入外企，后来又考上MBA。目前，她已在新加坡定居，从事卫生标准化管理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李源是我最早的小字辈“导师”，也是我在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方面成功“培训”的第一位学员。
小友毛宏，最初是我的病人。这位当过武警，活泼好动的小伙子十分讨人喜欢。那年他因小臂骨折，复位后到理疗科接受康复治疗，于是，小毛、我的同事、针灸医生殷凤琳和我，渐渐成为聊友。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热烈而持久，每天一次，什么都聊，但好像主要是互相说服对方，各自喜欢的东西最好。
现在看来，这种无意识的互通有无，使我获益匪浅。如我仅有的足球、武术、兵器等方面的常识，就是小毛给灌输的。我也经常动员小毛听音乐、读小说、看展览。有一次我和老殷带小毛听了一场俞丽拿、李坚母子的音乐会，善于在球场上折腾的小毛在音乐厅像一个受气包，整场一声没吭。出得门来大喊一声，妈也，可把我憋坏了。
手臂功能康复后，虽然不再理疗，但小毛只要来医院办事，就会到我这里坐坐。他工作的机械厂，离医院仅一墙之隔。有一次，小毛突然跑来，神秘地说，我在韩森寨发现了一个“炸弹”！所谓“炸弹”，就是漂亮姑娘。这个年龄的小伙子，正是迷恋“炸弹”的时候。还有一次，小毛正眉飞色舞给我们讲述他在球场上的壮举，门突然大开，一个身体壮硕、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刚还倍儿欢实的小毛突然蔫头耷脑，溜墙根站得笔直。我定睛一看，“毛局长！”局长没应声，喝斥小毛：“一大早不赶紧上班，在这胡谝什么？”吓得小毛头都没抬，一溜小跑不见了人影。我一看表，还没到上班时间。
原来小毛是老毛的公子！其实毛局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只有小毛见了他像耗子见猫。得知我和小毛有交往，老毛特地嘱咐：“多帮帮他，这孩子不爱念书。”
小毛至少小我十三四岁，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谈得来。这种“乱弹”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小毛结婚，生了一个像他小时候一样淘气的儿子。那时我也开始办理调离手续，和初为人父的小毛就很少见面了。
闵燕是我调回北京后结识的第一位小友，和我相差十岁左右，当时刚及而立之年。她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博士，学识渊博，手术尤其精湛。我们是书友、文友兼艺友。每当有喜欢的书，闵燕总是积极地推荐给我，并且热烈等待我看完后和她讨论。记得她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南怀瑾先生的《谈历史与人生》。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我有“借书不还”的不良习惯——不是我想占小便宜，只是喜欢的书舍不得还，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自己买到这本书时再还。闵燕性急，见我老不还书，又不好意思催，只好自己再买一本。其实爱书的人都有点毛病，别人向我借书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借，如果对方真是爱书人，我宁可买一本赠送。
后来，我们两人之间再借书，就有了“不许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不许一天到晚老看不还”的“契约”。
我们热衷于文字游戏。开始是汉显寻呼机，后来是电子邮件，再后来是手机短信，互发自创的段子、诗词或者对联。有一次，我从崇文门上地铁，车至宣武门，忽然觉得北京有很多地名极妙，就想了一副对联：天坛地坛日月坛，崇文宣武。遂发给闵燕，她反应真快，马上传来下联：白班夜班轮转班，费心劳神。接着又一条：内斜外斜垂直斜，瞄左膘右。原来是她的小友田蓓所作（闵燕在交我这个“老友”的同时，也交着自己的“小友”）。我看后大惊，后生可畏！还没完，过了两天，闵燕发来绝对“烟锁池塘柳”，求“炮镇海城楼”之外的下联。细看，真绝了！五个字偏旁包括“金木水火土”，明知数百年来多少人为它绞尽脑汁，还是忍不住进入又一轮的苦思冥想。
闵燕的专业是眼整形，这是一个“用血肉之躯重塑美”（闵燕语）的行当，需要良好的艺术感觉。出于对美术的兴趣，我们的游戏还包括摄影和电脑绘画。我曾为她的几十幅摄影作品写过短文，她也为我的文章配过电脑制作的彩图。我们还计划出一本“看图说话”，部分稿件送出版社已经好几年，可惜由于太忙，至今没有腾出时间补充稿件出版这本我们自己的书。
还有一位小友，是年龄小我一轮的蒋芫苇，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兼主持人。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合作一挡健康节目，她主持，我做嘉宾统筹。大约在七、八年前，我们一起去香港考察一个健康教育项目，随之熟悉起来。后来节目调整，不再有工作关系，成为纯粹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交往很特殊，平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打电话也不见面。差不多过个一年半载，必有一次长谈。由于平时都很忙，见面只为一个目的，彼此需要。
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形成代沟，我们有太多相似的感觉，太多一样的爱好。有时候积攒的想法多了，就打电话相约去喝茶，八大处、紫竹院，都是我们的据点。不聊则已，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满脑子的想法被茶水浸润，变得像开水沸腾，喷薄欲出。经常一起来的还有小蒋的同事小隋，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听我们热侃，不但充当忠实听众，还兢兢业业地兼职开车，负责买单。就像是一个奇迹，我们每次神聊后，都会获得灵感，建立一个良好的状态，我相信，不久前的那次长聊，将使我和小蒋的精神面貌面临新的提升，为下一次见面酝酿出精彩话题。
一年又一年，在生理年龄渐渐老去的时候，感谢小友们带给我无限的活力，使我在生命过半的时候，心理尚未衰老。
有意思的是，在女儿长大以后，我的一些小友渐渐变成了她的“老友”。除了几位记者朋友，还有李源。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达到不需要我牵线搭桥的程度。为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是季羡林大师的一本散文集。我手里的这本书，是季老赠与我的同事柴洁医生的。书中收录了季老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写的近六十篇散文。封面上，睿智的老人在一叶苍绿中向我们微笑；扉页里，有他亲笔题写的一行遒劲大字：感谢柴大夫，季羡林，2000年5月。
这本属于柴洁的书，我已经珍藏了几年，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品味其中的每一篇文章。“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季老这样告诉我们。读书时便有了“我心如镜”的感觉，它照出光明，也照出阴郁；照出崇高，也照出世俗。而放下这本书，更觉得此时我的心像一条被某种思绪编织的带子，并且是一条漂浮不定、两头没有着落的带子。
柴洁医生与季羡林教授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医患关系。2000年，季老因患白内障住院，作为著名眼科专家施玉英的助手，柴洁在季老手术期间，极尽一名医生的职责，给季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季老尊重这位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多的年轻医生，为了表示感激，意将这部散文集签名赠送。不巧，柴洁医生出国深造，于是季老请我转送，季老说：“施教授我已当面致谢，送柴大夫这本书就拜托你了。”这是来自一位耄耋老人的诚挚谢意，使我在接过这本书并答应转呈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柴洁的消息。每当拉开抽屉，就看见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翻阅，像对着一面镜子，它时时提醒我，君子诚信，一诺千金。
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虽然只是转送一本书。现代信息社会，无数方式可以畅通人们物质和精神的传递。但令我不安的是，隔着城市和乡村，隔着大陆和海洋，我无法判断在日行八万里的地球上，柴洁目前的确切位置，我不知道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大洋这边世纪老人的嘱托传递到大洋那边年轻医生的手里。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这无法应兑的允诺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我温暖，让我领略世上最珍贵的人间暖情；另一方面使我不安，使我为无法圆满实现自己的承诺而踌躇。
心的丝带在天上飘，《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还在抽屉中被收藏。牵着那条饱含温暖与牵挂的带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链接它两边的终端，一边是带着殷殷谢意的季老；一边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柴洁。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个平常的故事，完成一段需要在万里之间进行的心灵传递。
邂逅季老
人与人相识，需要的是缘分。
如果喜欢或者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