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学不会打，只要他们四个来了。
但陈太学没走，而是坐在旁边观看，偶尔傻乎乎地笑几声，像是很有兴趣的样子。
其实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的神经都快绷断了。在老家大荒村，会打麻将的人并不少，平时没时间，春节那些天就打疯了，就连陈太良，过年时肉也吃不上，但他必然要把帮人背力挣的几个辛苦钱节约下来，等到春节打麻将。刚吃过团年饭，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都躲到人家的虚楼上去，从早到黑地搓，再大的风雪也不怕冷。只有陈太学等少数人不玩麻将，陈太学哪里敢呢，那可是现兑现地搞输赢，不是闹着玩的。他听到麻将声就睡不着觉，就想起弟弟陈太良的那副苦相。陈太良打麻将从没赢过，全是输，输光了就找人借，借来又输掉，年后，债主就让他去下力，把最不是人干的活拿给他干，事后别说给工钱，连饭也不煮一顿。为此，陈太学骂兄弟是猪脑壳，还骂所有打麻将的人，说他们死后都要下十八层地狱……
在茶馆打牌的人，都不希望旁边有个掺茶的服务员。他们的输赢太吓人了，不想让外人看见，而陈太学恰恰充当了服务员的角色。谁的茶下去一点了，他立即续上。到半夜的时候，陈太学疲倦了，真想睡。雅间里有柔软的沙发，比他租房里的床好得多。可是他怎么能睡呢？张经理并没让他在这里陪，也没说不准他躺在沙发上睡，可陈太学就是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链子，那根链子被张经理牵着，张经理没睡，他也就不能睡。
可他实在熬不住了……
仿佛是在极其荒凉的远地，有一个缥缈不定的声音朝陈太学喊：陈太学你睡吧，你当牛做马地劳累几十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
这个声音叫走了陈太学的灵魂，他翕着嘴，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妈的怎么没烟了？
陈太学猛然惊醒，出门去买了条中华烟来。
他把烟一放，几个人就抽上了。谁也没问这烟是怎么来的。
次日凌晨，牌局才散伙。
陈太学回到租房，脊背弯成一张弓，不停地呕吐，呕得鼻涕和着泪水一起流，五脏六肺像都要冲口而出。可他只呕出了一大堆黄不拉唧的酸水。
他每呕一下，就急促地呻吟几声，随后就叫，儿哪……儿哪……
然而，没过几天，陈太学就把打麻将学会了。
那天张保国见他上了桌，嘴角翘起来笑了一下。张保国笑起来是很好看的，洁白整齐的牙齿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行嘛。陈太学嘿嘿地笑。陈太学笑起来就不好看了，他脸上皱纹多，嘴阔，牙齿黑黄黑黄的，他笑得越厉害，就越给人一种哭的印象。
许多时候，陈太学真是想哭，真想把他的心事向人诉说，可是，牌桌上的人谁会听呢？谁又在乎他儿子是中了举还是跳了河呢？不能对人说，陈太学就对麻将说，每摸一颗麻将，他就对它说一声：伙计，我的儿子跑了！他本来是很听话的孩子，本来是当大学生的料，可不知咋的，他不参加考试了，说跑就跑了！麻将在他手里变得湿淋淋的，麻将也像在流泪……
陈太学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陪张经理打牌不仅仅是陪，更不是来赢钱的。只要跟张经理坐在一起，他就必须输，而且输得要有水平。经过接连不断的实践，陈太学对“陪”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时候，他是陪张经理，而有时候，他又是帮张经理陪人。这其中的区别，全靠一双眼睛去观察。如果张经理跟来的那些人说话，屁股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也基本上不笑，证明那些人不是张经理的下属，就是比他级别低，这样，陈太学就大胆地把钱输给张经理；如果张经理的屁股依然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但他经常笑，笑的时候只是嘴笑，眼睛不笑，证明这当中有张经理的平级，哪怕有比他级别高的，也不是一个系统，这样，陈太学照样可以大胆地把钱输给张经理，只是对做假的水平要求更高一些，输了钱之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抱怨几声；如果张经理只坐了半边屁股，有半边屁股是欠起来的，上身是前倾着的，笑的时候，不仅嘴笑，眼睛也笑，那陈太学就知道了，这个钱，只能给张经理输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则必须输给让张经理如此不安的人。
每次故意输一把牌，陈太学都在心里把那笔数目狠狠地刻下一刀，回去之后，他再详详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了陪打牌，陈太学还要陪张保国外出。只要张保国私自离开高州城，都不愿带别人去，只带陈太学。他看重的依然是陈太学的耿直。张保国私自外出都是为了“做保健”。他从来不在高州城“做保健”。张保国“做保健”的时候，陈太学都像第一次去成都那样，在大厅里过夜，事后为张保国买单。对这一笔开销，陈太学也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蛇大孔大，陈太学发现，自己虽然挣了钱，但细算下来，送出去的也真不少！那些钱本来是他陈太学的，却不得已拿给别人用了，这让他很不甘心。他盘算着从别的方面去想些法子填补一下。从材料上节省已不可能，如果再节省，他修的房子就会变成豆腐渣了；除此之外，如果不打一打农民工的主意，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意识到这一点，陈太学很矛盾，赖掉冉老头等人的工钱那件事，一直是他心里抹不去的阴影，他怎么能再做对不住工人的事情呢？那天，他独自坐在工地上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也是农民，也是从下苦力过来的，可不能对他们胡来。同时他又不停地为自己开脱：我又不是赖他们的钱，我只是打算像其他包工头一样，工资压一个月再发。在高州承包建筑的老板，只有陈太学才是当月发工资，陈太学知道农民工挣下的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孩子的书学费，是老人的棺木，也可能是命，耽误了一个月，孩子就可能没法上学，躺在医院里的病人，就可能被赶出去，从此一病不起。陈太学懂得这些，所以他不愿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可他现在想，情况哪里就有那么严重呢，以前不准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不照样在活人吗？我家里那么穷，不照样把儿子送到高中了吗？……
这么一想，他就定了心，也开始隔月发工钱了。
陈太学的本意，是想把钱存在银行多得点利息，可事实上，隔月发钱的好处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目前，随着开发项目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高州城规定，如果农民工想离开，只要提前一月向老板打了招呼，他离开时就必须把工钱全部付清。对老板们而言，要应付这办法实在太容易了：你来打招呼的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得了？不同意就等于没打招呼，要走人你就走吧，反正有一个月工钱是拿不走的。
说实话，陈太学还把这事做不出来，只要有人来打招呼，他都同意，到时候都把钱如数付给人家。可是，离开他工地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工人们对陈太学是巴心巴肠的，就因为他能当月发钱，现在他也压工钱了，许多人失了望，就不想跟他干了。对此，陈太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我也做得仁至义尽了吧，凡是打了招呼的，我都把钱给了，平时待你们也和和气气，哪像其他老板，动不动就黑脸，就骂人，可你们却不领情，要离开我，拆我的台。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打招呼，陈太学就不同意了。
这样一来，工人们即便想走，到底又舍不得那一个月工钱，只好被迫留下来。
但也有不得不走的。在陈太学的工地上，有个叫沈志国的人，三十七八岁年纪，满脸胡茬，他本来是砖匠，可那段时间，高州连降暴雨，山洪骤发，巴河像孤寂惯了的老人，那些流放出去的儿孙，突然毫无预兆地都回到了她的身边，显得特别的亢奋和喧闹，从红旗桥到陈太学工地的这段路，有长达六十米被从翠屏山下来的洪水冲毁了，车过不来，水泥也就运不到工地，因此，包括沈志国在内的一些人，就临时做了搬运工。搬一袋水泥，可得一元钱。这对农民工而言是相当诱人的，只是水泥太沉了，随便一袋都是百多斤重。沈志国好像生怕别人把水泥搬完了一样，不断地告诫人家，你气力小，你不行！那些人的气力的确都不如他，刚把袋子扛上肩，脖子上的青筋就绞成了绳子，迈步的时候，两条腿撇成了两个括号，可既然能挣钱，既然自己没被当场压垮，就都沉静无声地挣扎着。
沈志国见码在桥头的水泥越来越少，很焦急，于是把两袋扛在肩上，左肩一袋，右肩一袋！
第二袋水泥上身的时候，他的头晕了一下，同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咬掉的是他的力气。他定了定神，朝前走了两步，这一走，他听到身体内部发出吱的一声响，像气球被锥破了的声音。紧接着，一股生铁的气息从喉咙里蒸了上来。他使劲吞了几口唾沫，把那股热辣辣的味道吞回去了，又继续朝前迈步。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力气还在！
他扛着两袋水泥，比别人扛一袋走得还快。
当他把肩上的重物卸下去的一刹那，那股类同于生铁的气息又起来了，而且异常坚硬，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从嘴里冲了出来。
那是一口殷红的血。
这口血本来早就要出来的，可它好像明白，如果它出来了，沈志国就不可能将这两袋水泥扛过来，于是它顽强地留在了沈志国的身体里，最后一次为他长劲，帮助他挣了两块钱。
沈志国看着地上的血花朵一样枯萎，古怪地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是伤元气了，按他老家的说法，是伤“统子”了。伤了“统子”就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有些害怕。可是他几乎就没有多想，用袖口把胡子尖和嘴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