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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内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或则目击道成，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以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吾心不竞，故随云水以流迟；而云水流迟，亦得吾心之不竞。此所谓凝合也。
鸟语花香即秉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花香鸟语之中。此所谓例概也。（223—228页）钱先生认为“理趣之旨，极为精微”（224页），对它作了深入的阐发。诗贵有理趣，反对下理语。理语是理学家把说理的话，写成韵语，不是诗。理趣是描写景物，在景物中含有道理。理趣不是借景物作比喻来说理，而是举景物作例来概括所说的理。如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鹤林玉露》卷八认为“见两间莫非生意”，在鸟语花香中见出天地的生气，天地的生气即从鸟语花香中透露，这是例概，举例来概括。理趣不是罕譬而喻，是心与物的凝合。如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心不竞和意迟，跟云水的流迟一致，所以心与物相凝合，体会到这种不竞而迟缓的道理。钱先生指出唐诗僧寒山《昨到云霞观》讥道士求长生，说：“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高箭终落，可以拟长生必死，然人之生理，并不能包物之动态。皆以事拟理，而非即事即理。”（232页）所以寒山的比喻，是以事拟理，还不是理趣，理趣要即事即理，事理凝合。钱先生又在《补订》里指出理趣与理语的分别：
常建之“潭影空人心”，少陵之“水流心不竞”，太白之“水与心俱闲”，均现心境于物态之中，即目有契，著语不多，可资“理趣”之例。香山《对小潭寄远上人》云：“小潭澄见底，闲客坐开襟。借问不流水，何如无念心。……”意亦相似，而涉唇吻，落思维，只是“理语”耳。（547页）
“理趣”是写物态，在物态中现心境；理语是借景物来说理，它虽跟道学家的说理不同，还是说理，所以还是理语。
其四，论于山水中见性情。钱先生讲杜诗“水流心不竞”，是“现心境于物态之中”，还不是“于山水中见性情”。
钱先生又论于出水中见性情说：
（温庭筠）《晚归曲》有云：“湖西山浅似相笑”，生面别开，并推性灵及乎无生命知觉之山水；于庄生之“鱼乐”“蝶梦”、太白之“山花向我笑”、少陵之“山鸟山花吾友于”以外，另拓新境，而与杜牧之《送孟迟》诗之“雨馀山态活”相发明矣。夫伟长之“思如水流”，少陵之“忧若山来”……象物宜以拟衷曲，虽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53页）
《文心雕龙·物色》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即从风景和草木中探索情貌，即近乎于山水中见性情。这跟拟人法不同，拟人法是以物拟人，是一种比拟。这是从景物中看到它的性情，这个性情是景物本身所具有，不是诗人外加上去的。像《庄子·秋水》里讲“鱼乐”，是鱼在乐；又《齐物论》讲“蝶梦”中的蝴蝶栩栩自得，是蝴蝶的栩栩，不是人外加上去的。钱先生又引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说：“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55页）这就写山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这样的观察和描写景物，不限于山水。钱先生又说：
苏东坡《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第一首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55—56页）画山水或写山水要“于山水中见性情”，画竹也一样，文同（字与可）画竹，怎么从竹中见性情呢？苏轼《筼筜谷偃竹记》讲到文同讲竹子：“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比笋箨）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这里指出竹的性情，从萌芽到长成竹，它是完整的，是有生机的，画的时候，要把具有生机的完整的竹子成于胸中，要在纸上看到这个竹子的形象，才能把它画好。因为脑子里想的、眼里看的都是这个竹子的形象，忘掉了自己，所以“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从脑中、眼中到手执笔下到画到纸上都是这个有生机的完整的竹子，这就达到“其身与竹化”的境地，这才能使作品“无穷出清新”。竹子的形态无穷，是清新的，所以笔下的竹子也是“无穷出清新”了。这样集中精神，就达到“凝神”的境地了。“其身与竹化”，就精神说，竹与我合而为一，即脑、眼、手都集中在竹的形象上；就“见竹不见人”说，竹与我还是分而为二，分是“有我有物”，合是“非我非物”，这里指出凝神写物的一种境界。
其五，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先生在《补订》的山谷诗补注“新补六《再次韵杨明叔·引》”说：
“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天社无注。按《后山集》卷二十三《诗话》云：
“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解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320—321页）
钱先生指出黄庭坚认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可见黄庭坚正是这样作诗的。试看他的《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寄》之五：“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嫁作荡子妇，寒机泣到明。绿琴珠网遍，弦绝不成声。想见鸱夷子，江湖万里情。”“倾国倾城”比喻美女，已经很熟了。这里用来比刘景文的诗，把刘诗比作倾城，作“未嫁已倾城”，用“未嫁”，说明他的诗才未得任用。这是新的用法，即以故为新。《文选·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这也是比较熟的诗句，原句下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是被认为不够雅正的。这里作“嫁作荡子妇，寒机泣到明”，是以俗为雅。再像说范蠡载了西子，浮游江湖，称鸱夷子，这是比较熟的故事。这里作“想见鸱夷子，江湖万里情”，任渊注：“言未逢知己也。”既然刘景文的诗是倾城，即比作西子，西子在想望鸱夷子，说明她未逢知己，则也是以故为新。可见黄庭坚写作，他的所谓脱胎换骨，正是用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来达到“百战百胜”，争取胜过同时人，创文江西诗派的。
其六，讲文章布置的“行布”。钱先生在《补订》讲黄山谷诗补注的新补十《次韵高子勉第二首》：“行布佺期近”里说：
范元实《潜溪诗眼》记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正谓“行布”。……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瀛奎律髓》卷十九陈简斋《醉中》起句：“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纪晓岚批：“十四字之意，妙于作起，若作对句便不及。”试就数例论之。
倘简斋以十四字作中联，或都官以“君向”七字作起句，皆未尝不顺理成章，……然而“光辉”“超妙”“挺拔”之致，荡然无存，不复见高手矣。即如山谷自作《和答元明黔南留别》曰：“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
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一二三四七八句皆直陈，五六句则比兴，安插其间，调剂衬映。苟五六与一二易地而处，未为序倒而体乖也。就三四而下，直陈至竟，中无疏宕转换；且云雨雪风四事，分置前后半之两处，全诗判成两截，调度失方矣。（323—325页）
钱先生在这里讲“行布”，不是讲一般的文章布置，是就诗的意匠经营和文心的钩玄抉微说的，是就创作的成就说的。即如郑谷的诗，倘把“君向潇湘我向秦”跟“扬子江头杨柳春”对调，一开头点明分别，结句却是“扬子江头杨柳春”，把“杨柳春”跟“杨花愁杀”的对照写法，把离别时引起的离愁也破坏了。所以“君向潇湘”句放在句末，不光有无限情深的意味。再像陈与义《醉中》：“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两手尚堪杯酒用，寸心唯是鬓毛知。稽山拥郭东西去，禹穴生云朝暮奇。万里南征无赋笔，茫茫远望不胜悲。”方回评：“三四绝妙，馀意感慨深矣。”这首诗主旨在前四句，“今古兴亡事”，今古兴亡，正把北宋的亡包括在内，又碰上宋玉悲秋的“摇落深知宋玉悲”时，因此引起感叹。两手只能举杯浇愁，感叹无所作为，报国的寸心只造成鬓毛斑白，无济于事。这种感慨正是从一二句来。要是把一二句跟“稽山”两句对调，完全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