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我也问及他们随身携带了些什么，是什么时间拿来的又在什么时侯拿走的。两位军官第一次来时是傍晚，带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背包，其中的一个第二天早晨就不见了，而另一个背包则在他们的床底下放了两天（她是在打扫房间时发现的），她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后来我问，八月十三日，星期天，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是几点钟回来的。
“星期天……”
她想了一会儿说，是九点钟以后，天已经黑了。她还想起了一件事：那天晚上，那位年青军官（中尉）在厨房里洗过……黄瓜。
“他们没请您吃过黄瓜吗？”
“没有。”
“那天晚上，他们吃过苦黄瓜没有？他们扔过黄瓜没有，您记不记得。”
“不知道……我没看见。”
这一切都令人怀疑地凑在一起了。当然，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可能出现最意料不到的巧合和偶然性。但是，这种巧合是不是太多了呢？
八月七日，在离巴兰诺维奇大约一百公里的斯托尔布兹东南的森林中，出现了敌台的无线电讯号。据戈罗林斯卡娅说，就是在那个星期天，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到过巴兰诺维奇集市。
有一个背包（可能装有发报机）是八月十三日凌晨被他们携带出住地的，而这一天政是发现了敌台讯号的日子，他们是在敌台讯号出现前的十二小时携出背包的。冼佐夫回到住地后，吃晚饭前又洗过黄瓜……而在发报地点（当天晚上）也发现过黄瓜。
前天，勃林诺夫在什洛维奇森林边看见了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他们带着背包，而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当他们走到公路上时，他们手中已经没有背包了。这就更令人相信，那背包里装的是发报机，而且已被他们藏在森林中的某个秘密地点。
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告诉戈罗林斯卡娅，说他们过去来过这个城市，七月件他们也在这里住过，但住在另一家，可能就是他们昨天半夜里搬去的那个人家。但是，利达市解放以来，在这个城市中因出差居留过的军人中间，用尼可莱耶夫．亚列克赛，伊万诺维奇和冼佐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名义登记者只有一次，即八月十二日这天他们出现在戈罗林斯卡娅家中的这一次（我曾请利达市警备司令部检查了该市和另外两个驻地的过夜军人登记簿）。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密电中关于军用列车的时间表的情报同那位“客人”……铁路员工以及他那柔和的维尔纽斯口音和只有在维尔纽斯郊区才种植的“特拉苦”黄瓜联系起来考查，这种黄瓜是在敌台发报处找到的。
最好，还有那些猪油的包装纸……玻璃纸，这种猪油是只供给德军伞兵和海军陆战队的。
这……自然而然地便呈现出一副完整、可信的情景……小组里有四个人，昨天在汽车上发报的是另外两个人，也可能就是戈罗林斯卡娅傍晚时在火车站附近看到的那两个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在一起谈过话的人。
那个铁路员工可能是联络员或交通员，显然，他来自波罗的海一带，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碰头后便到戈罗德诺方面去了，也就是密电中所说的，有人在不断观察我军用列车运输情况的那个方向。
他们之所以要两次通过邻居的院子离开住处，是出去谨慎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一旦发现有人钉梢，便可以把“尾巴”甩掉。
这一切都自然而然令人信服地清楚起来了，但是，这一切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弄清楚的，以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应批判地分析那些甚至是最不容置疑的事实和明显的巧合。
也有一些不那末明显的矛盾之处，其中只有一个矛盾可以完全动摇看上去是确实无误和令人极为信服的推测，这个矛盾就是：他们把玻璃纸丢在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丢在烟灰缸里，而我们所要搜查的人却都是老手，是非常谨慎的人，可以说，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干出这种实情来。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很想同波里亚可夫商量一下，但明天早晨以前，在他还没有回到反特局以前，我大概不可能找到他。
我详细地对戈罗林斯卡娅太太说，一旦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重到她家里来，或者他们在大街上相遇时，她应该怎样做。然后，我表示希望叶日能安然无恙地活着回来，我再一次请她对我们的这次谈话保密。她答应了，我也就告辞了。
而对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这两个真假难辨的人物则应该立即弄清他们的真相。应根据塔曼采夫描述地相貌和其他特征紧急行动起来……紧急进行检查！……
十分钟后，我们乘车向飞机场疾驶。
当我告诉勃林诺夫，这两个军官不在住处，他们半夜穿过邻居的院子溜了的时候，他眨巴着睫毛长长的眼睛，象一个被人夺走了心爱的玩具或者受了骗的孩子。接着，他长叹一声，爬进车斗，一头倒下去就睡着了。我坐在驾驶室里，在颠簸中根据塔曼采夫在纸片上写的潦草字迹综合归纳了一下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相貌特征并抄录了一份。
我在空军军团的反特处给反特局挂了个高频电话。波里亚可夫（没有他我也能办好一切）在戈罗德诺的某处公干，于是，我向值日军官口述了质询电文。
“电文由谁签署？”值日军官问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由谁签署。为了不去打扰将军，我请值日军官给我接将军的助手……里亚申采夫上校的电话。
上校听完我的汇报之后，稍停了一会儿说道：
“最近通报说，打电报不许滥用‘紧急’和‘特急’字样。只允许在极其特殊情况下使用它们。而我认为，你们没有任何根据说你们对这件事有特殊需要。这是一次普通的质询，由我签署电文吧，但只作为普通电文……”
我知道，普通质询电文要在三天甚至四天之后才能得到回答，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等，我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无能为力。”上校放下了听筒。
我这时情不自禁地对塔曼采夫的骗人术艳羡不已了。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眼也不眨一下地行动起来，甚至可以用元帅的名义，以国防部的名义干，丝毫不怕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事后，他还会冤气十足地（如果不是火气十足的话）追问你：“那又怎么样？！我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工作！”
我重新往反特局打电话，我虽然不想打扰将军，但没有办法，还是直接地向他提出了请求。
“将军没有时间。”值班军官对我说。
“请报告将军，有紧急情况，”我检查道，“我是波里亚可夫领导下的阿廖辛。”
约一分钟后，听筒里响起了叶果罗夫那乡音很重的粗嗓音。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他似乎很不满意地问道，尽管我还没开口，他警告道：“小声点儿，别嚷嚷。”
我想起来了，将军的那部电话机装的是功率特别强的膜片。我猜到，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正有一位客人，将军不打算让外人听见我将要说的话。这更好，因为既然有外人在座，他就不会提什么问题，也不会谈及问题的实质……只要是还没弄明真相，这些问题总是令人不快的。
我开始说明情况，只来得及说了三句话就立即听见他用另一部电话机向值班员下达命令：“在阿廖辛口述的电文上签署我的名字，用’特急‘，答复直接告诉利达市。电文要立即发出！”
他声音中的那种威严派头，五个将军也抵不上。真是斩钉截铁般坚决和武断。特别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立即出发”和“特急”这两句。关于使用这类字样的指示似乎管不到他头上，他甚至连我准备提出的理由都没听。
“没有别的事情了吗？”他接着问道。
“没有啦。”
“你们咬住了没有？可靠吗？”
“怎么说呢？……”我模棱两可地说道；我的心紧张地跳动着。看来，他把案件委托给波里亚可夫办了，他对进展情况并未详细过问；他以为，我们正在追捕的这些人今天抓不到，明天也会抓到手的，只要我们把敌人的联络点一破获就万事大吉了。但实际上，我们还什么也没有弄到手哩。
“不要浪费时间，不必拐弯抹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我勉强地说出了这个字。
“我在等待结果！”按自己的习惯，他说了这句代替“再见”的话之后便立即放下了听筒。
第40章 作战文书
高频电话记录
叶果罗夫收
在八月十三日截获的“涅曼”案件一案的电文中，维尔纽斯被写为“维尔诺”。
马丘申。
高频电话记录
紧急！
利达市，阿廖辛收
通过对八月七日、十三日、十六日“涅曼”案件中截获到的电报录音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证明，在你们正在搜捕的敌特小组中，由两名水平极高的报务员。分析了他们的发报以及拍报风格的某些个人特点之后，我们认为，其中一人（八月七日、十三日的发报者）毕业于苏列尤维克地区华沙间谍学校报务专业，而另一个人（八月十六日的发报者）曾在德军军事情报局的凯尼斯堡学校学习，其总教官是阿道夫·克留盖。
以上情况供搜查时参考。
叶果罗夫。
高频电话记录
叶果罗夫收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反特局于今年八月十一日和十四日捕获了德军空投特务瓦西里·普热维奇，亚历山大·卡明斯基，安德烈·奥列什柯，伊万·马楚克和彼得·阿尔丘申夫斯基，他们都是在英斯特堡附近的达维兹间谍学校毕业的。
八月一日晚空投到方面军后方的两组化装成红军军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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