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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带上连队跟我走吧。”他对上尉说了一句，便头也不回地朝树林走去。
他亲自划分了地段，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超过一米半到两米），他还向侦察员们说明怎样在长得很高的野草和灌木从中找东西。当连队列成一百米长的队形进入森林后，安德烈就匆忙朝村庄走去。
波里亚可夫对他谈到过在树林里发现“道奇”牌汽车的两个孩子，是一对亲兄弟……彼得和奥列西，姓巴甫廖诺克。第一个走到汽车跟前的成年人就是他们的爸爸。
奥列西今年九岁，彼得十一岁，安德烈分别同每一个孩子都谈了话，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经过。也许是他们把铁锹拿去，玩了一阵就藏了起来。他是同孩子们进行个别谈话的，谈话的内容完全一样：他们怎样去采浆果，怎样发现了汽车，他们开头吓了一跳，后来便走到汽车跟前，什么人也没发现，而哥哥如何爬到汽车里的座位上，把弟弟派回村里给爸爸送信。
接着，安德烈又同孩子们的爸爸详细地长谈了一次。这是一位年纪不小的留有大胡子的农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他对安德烈一一列举了他在树林中的汽车里发现的一切物品，他发誓说，那把大铁锹是放在车斗里的，而在汽车里面也好，在汽车周围也好，他从未看见过什么小铁锹。
他令人信服地对安德烈说道，干农活，大铁锹是更有用处的，而小铁锹就用处不大了。他向上帝起誓说，汽车里的东西他一件也没拿，汽车里也没有小铁锹。尽管如此，安德烈还是让他写了一张证明书，证实在“道奇”牌汽车里没有工兵小铁锹，无论是巴甫廖洛克本人，还是他的两个孩子，都没看见过小铁锹，也未把小铁锹据为己有。
办完了这件事之后，安德烈便返回树林。他并没费什么力气便找到了那个还留有“道奇”牌汽车轮胎痕迹的地方，他又根据轮胎的痕迹找到了停放过汽车的地方。当他弄清了汽车在树林中走过的路线之后，便认真地在两侧的草地上搜索起来了。
他立即发现，侦察连的战士们正以密集队形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大树之间跑步而过。他们不声不响、聚精会神地活动着；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一句也听不到，于是，安德烈满意地想，他们确实理解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他们“认识到了”。
中午过后，他才来到侦察连战士们中间，当时，战士们正在小河边吃午饭，说准确点儿，是吃一点儿干粮：德国肉罐头和面包，还有黄瓜和发青的西红柿。
“跟我们坐会儿吧。”上尉请他坐下，又马上告诉他说：“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找到小铁锹。”
“也许小铁锹根本就不在这里。”连长背后的一位侦察员说道，他正在吃饭，嘴里塞满了食物。
“不许说话！”上尉说。“找不到小铁锹我们今天就不走啦！”
安德烈拒绝吃别人给他拿来的食物，尽管昨天吃过晚饭以后，一直到现在他还什么也没吃，他确实饿了。没有办法，都怪自己，现在呢，可不能在兄弟部队面前丢脸，忍着吧。作为上级机关的代表，吃别人的口粮，特别是吃下级的口粮，这可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既不光彩，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为了压制饥饿的感觉，他两次在小河边喝饱了水，用袖口揩干了嘴角，让这趟饱饭见鬼去吧！他感到极其不安和烦恼的倒是，人们已经把树林差不多找了一遍，都未能发现小铁锹，这是怎么回事？
他沉思起来，但一发现战士们都在看着他，便又赶忙做了个笑脸。“不管事情进行得多么不顺利，”塔曼采夫这样开导过他，“永远不要忧形于色，特别是在外人面前，你要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尽管你想象孤狼似的哀号，但你必须又唱又跳，表示你兴高采烈！”
吃完饭以后，战士们在抽烟休息，这时安德烈把上尉叫到一旁。
“我……我们还……还有六个小时，最多七个小时。”安德烈说道。“一定要找到这把小铁锹！……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空着手回去！您明……明白吗？”
“我明白！”
“你们走到树林尽头以后，再从头开始，”安德烈做着手势说道，“往回走……主要的是不要漏掉……人与人之间相隔一米半，不要超过一米半。我担心您……您的部下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次任务的全部重要性和我们大家共同负有的重大责任……”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连长安慰着安德烈。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小声问道：“那把小铁锹肯定在这里吗？”
安德烈盘算着，怎样才能回答得比较得体，接着便严肃而又不满意地看了连长一眼。
“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把铁锹如此重要呢？……”上尉继续说道。“真令人费解！”
“您……您太令我失望了。”安德烈佯装伤心地样子说道，他露出可怜这个连长的样子，他又看了看连长，好象在看着一个有残疾的人，因为安德烈想起来了，有一次，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塔曼采夫就正是这样回答一位被派来协助工作的军官提出的问题的。
不管，安德烈也不可能说别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波里亚可夫和将军非要找到这把倒霉的小铁锹不可。
第49章 塔曼采夫
天开始亮的时候，我们又躲进了阁楼，我命令鲁日诺夫进行监视，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再叫醒我。
我在梦中见到了目前，这已经是多少次了。
我不知道她的墓地在何处，她是否被人们安葬了。我没有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我怎样想也无法清晰地想起她的样子。但是，我在梦中还是常常看到她，而且非常清晰，可以看见她脸上每一条皱纹和上唇那一道小小的伤痕。我最希望的是她能笑一笑，但她总在哭泣。母亲又瘦又小，她束手无策地只是抽泣，她用手帕揩干眼泪之后，就又哭了起来。她那副样子同我小时候看到的完全一样：有一次，我们在港口分手，那时，我小得象一条小鱼，正准备乘船远航；另一次是在我休假之后，准备返回边防部队，在战前的火车站里我正同她告别。
在诺沃罗西斯克市的我们那间小屋子被连根拔掉了，而我的妈妈（想起来多么可怕）既没有留下坟墓，也没有留下照片，她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她一生从无欢乐，孤独一人，也为我操了不少心……我现在多么可怜她，多么想念她呵。
在做梦方面，我的运气坏透了。妈妈不停地哭，使我心如刀割，而廖什卡．巴索夫（近几周来，我在梦中也常同他见面）又总在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敌人就在我鼻子底下折磨着他，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却又无能为力，甚至连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我似乎全身瘫痪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妈妈和廖什卡在梦中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但那些折磨廖什卡的家伙，我却怎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都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好象没长脸，也看不清他们穿的军装。不管你如何聚精会神地紧张思索，你什么也抓不着，既没有关于相貌的说明，也没有什么任何明确、具体的特点……我做的是一些令人痛苦的噩梦，醒来后心情沉重，似乎我的五脏六腑都被人家掏空了。
十二点钟过后，我换下了鲁日诺夫。他报告说：上午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
他这段汇报应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在监视房屋时件内，我未离开岗位，也未同任何人接触。”假如他的经验稍许再多些，对这些话我也就满足了。但是，我命令他从头至尾，非常详细地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情况。从开头我就要求他和福姆岑柯象内行一样观察一切，什么也不可以漏掉，每干一件事我都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执行的这项任务是多么重要。对这些派来协助工作的人永远都必须这样要求，必须使他们觉得，似乎你和他们参加的这项工作将决定整个战局的成败。
中午，我用望远镜观察斯维里德，观察了一小时左右，他正坐在土台上修理车轭，补轭罩，然后，又修理马具皮带。
他的脸始终有一种凶相和不满意的表情。不止一次走出木屋的他的妻子，显然是很怕斯维里德的。他一句话也不对妻子讲，甚至连看也不往她那边看一眼，而他的妻子似乎总是提心吊胆地从他身边走过。
从斯维里德的动作来看，他干起活儿来是很熟练的，不浪费时间。他是个管家能手，会搂钱的庄稼汉。他的家院附近有两个高大的干草垛；菜园子至少也有一百米长，他把所有粮食都堆积在整齐的粮囤里，说不定，他趁巴甫洛夫斯基老头儿不在家，把他的粮食也收割下来据为己有了。他所贮存的木头和劈柴，一个冬天是用不完的。
听阿廖辛说，斯维里德象许多农民一样，是在村镇住的亲戚家里饲养家畜的，这是为了不被国民军分子或德军残余分子把家畜抢走。他饲养的家畜也不少：一头有牛犊的奶牛，两头一岁左右的猪，十五只羊，还有一群鹅。
这件事真奇怪：应该说，是斯维里德帮助了我们，是他使我们注意到了卡季米尔．巴甫洛夫斯基，确实是他帮了忙，但我对他却毫无好感，我一点也不尊重他，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不喜欢这个驼背。
下午两点多钟，斯维里德带着耙子往卡面卡方向走了，他妻子立即拿着奶壶和一个小篮子到妹妹家去了。我现在毫不怀疑，她这是瞒着丈夫干的。几分钟后，那个女孩儿就拿起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显然，她们自己是没有面包吃的。
我用望远镜把这个女孩儿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谁是这你孩儿的爸爸，是德国鬼子还是巴甫洛夫斯基，但我很喜欢她，老实说，这孩子又有什么罪呢？……她对什么都感兴趣，总是走来走去，看见什么都想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