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她们早已经走了；她唯一来得及做的事情就是把粮种一粒一粒地捡起来，为数“不多于一把”，但每一个品种都有。
她还写道，阿廖辛的妻子莉达莎，她也在那个农业实验站当助理研究员，一开始就同这位新来的主任不和；因此，主任没有把过冬的劈柴分给莉达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廖辛的四岁的女儿便患了关节炎，时至今日她还因腿痛饱受折磨。
所有这些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莉达莎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请他不要为她们母女担心，说家中平安无事。原来，她不过是不想让他操心，认为他身在天涯，远在前线，反正也没有办法帮助她们。
费多索娃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验员，为人憨厚，说话不多，因此，阿廖辛明白，她一点儿也没夸张，她既然弄到了他的地址并下决心给他写这封信，那就说明，那里的一切确已濒临绝境。
一想起女儿，他的心就十分痛楚。而且他觉得非常委屈，因为他的试验，实际上是他生命中的九个年头，竟化为乌有，毁于一旦。他力图使自己冷静下来，他说服自己道，显然，这是客观上的需要，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种子确实是非常珍贵的麦种，但是，可能在某些地方有人因饥饿而正在死去，就象两年前的列宁格勒一样。他努力说服自己，但还是没能把自己说服，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显然，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或者不能理解的国家当局的一种考虑。
至于说到劈柴，那么，这件事完全应该怪他妻子。只要她及时写信来，他当然可以帮助她。在这种情况下，叶果罗夫是从来不客气的，他可以向各种机关提出要求，毫无疑问，对他也会给以果断有力的支持。
费多索娃的信是阿廖辛从维尔纽斯回来时别人交给他的。深夜，他曾同波查亚可夫一起乘飞机到维尔纽斯去过，这是为了给集中在该地准备进行部队搜查行动的特派部队的军官们进行辅导。
起飞前，叶果罗夫叮嘱过他们，强调说：“重要的是在形成包围圈时必须突然而且可靠地进行封锁！……绝对不许声张！这些部队是在完成特殊任务，但只有部队指挥员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们才有权知道这次行动是反特局领导的！你们要亲自辅导这些军官，不要忽略任何细节。你们必须事先估计到并解释清楚任何可能的情况时必须采取的应变措施！……”
根据一系列理由，将军和波里亚可夫仍然认为，采取部队搜索行动是不适宜的，但既然必须这样做，那就得最周密地进行准备。
波里亚可夫认为，各部队对什洛维奇森林同时进行协调一致的封锁非常重要。二百零六辆卡车分成十二条汽车队必须一发不差地同时出现在森林地带，他们出现的地点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应该相等，然后沿着同一圆周前进，各辆卡车之间的距离也应相等，缩小包围圈，形成一个所谓“旋转木马”。接着，在收到信号（每隔五辆卡车就有一台发报机）之后，必须沿森林地带起伏不平的圆周布置好可靠的、隐蔽起来的伏兵线，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才派出搜查小组进行搜查。
准确无误地遵守波里亚可夫规定的时间表和相互之间的指定距离，以及各伏兵线之间的密切配合都将保证封锁的可靠性，任何人也不可能逃出去、溜走或冲出包围圈。
波里亚可夫在自己不太长的发言的结尾强调了即将进行的搜查行动的特殊重要性和每一个参加者应负的个人责任，不管他是部队首长还是普通一兵。对波里亚可夫的发言，所有的到会者都作了记录。
接着，阿廖辛讲述了在密林中进行搜查的特点，应对地雷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在发现敌人和逮捕敌人时应采取的行动。
没有人向他提问题。方面军后方保卫部队和机动小组的军官们大多数是很有经验的边防军军人，他们大概不止一初次地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部队搜查行动，因而阿廖辛想，对于他们这些人和对于他同波里亚可夫一样，这时如果睡上一觉会更有好处。但是，昨夜从莫斯科收到的训令则要求，必须对参加“涅曼”案件的部队搜查行动和检查活动的所有人进行详细辅导，因此，阿廖辛便非常认真地讲了一遍看来听众们早已熟悉了的那些事情。
他同波里亚可夫从维尔纽斯回到利达时，天色已经破晓了。
在侦查工作中集中了这么大的力量，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这是阿廖辛在反特局工作三年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
从昨天起，在方面军管辖区，从前沿阵地到深入后方的地区，开始实行严格的戒严措施。从清晨起，七百多个搜查小组开始行动。近五十台无线电测向仪昼夜不停地监视着天空。从东普鲁士和波兰到维亚季马，在所有的居民点及其出口处，在各个火车站和公路道口，在火车里和军人集中场所都严格地检查了证件。黎明时分，又接到了从未有过的命令……检查私人携带物品。
深夜，在利达机场，载有其他方面军反特局工作人员的飞机相继着陆，同机到达的还有搜索敌人的警犬及训犬战士。一如既往，人流和车队朝城区奔去；从第一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来的几队汽车也到达了，他们形势数百公里，这是内务部的部队和无线电侦查小组。
仅在一昼夜之内，就有一万多人参加了“涅曼”案件的搜查和检查证件的工作，其中包括各方面军保卫后方部队的官兵和警备司令部的官兵以及集团军派来的支援部队。
差不多每隔十五分钟莫斯科就打电话来询问进展情况，打电话的不仅有高级领导，而且还有侦查军官。他们要求提供各种情况，询问人员和装备是否已经到达，他们最优先需要的是新的情报资料，似乎这些情报象泉水一样不断地大量涌入利达市。他们发出补充指示，提供新的线索，同时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各种推测；当然，也难免地出现了波里亚可夫称之为“在细节上的干涉”和“干涉过多”的现象。
天快亮时，似乎一切紧张到了极点，莫斯科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精神紧张状态。在波里亚可夫的坚持下，高频电话机被搬到隔壁的办公室里，派了两位军官在电话机旁值班。
阿廖辛读完费多索娃的信之后就象挨了一闷棍似的，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所以，到处找他的波里亚可夫在停有汽车的广场上碰见他时，发现他的情绪不对头，便问道：“你怎么啦？”
阿廖辛不明确地耸了耸肩，为了避免他再提问题，说道：“请您说吧。”
“挑两个后备队队员，”中校命令道，“必须立即把塔曼采夫替换回来，行动小组必须集中，你和塔曼采夫要立即返回！”
在汽车里阿廖辛试图想别的事情，但没能办到。一路上他想着女儿和被运走的优良麦种，准确些说，他想的是自己战前将近十年的生活，这些心思使他十分难过和不安。
他已有三年多没见到女儿了，因此，他主要是根据照片来想象女儿的模样，那张照片是妻子去年秋天在他过生日时寄来的。
这张照片同党证一起保存在反特局办公室里波里亚可夫的保险柜中。在这张照片上，娜斯岑卡站在铺着花桌布的桌子上，她有一双有力的小胖脚，穿着一件漂亮的短衬衣，圆圆的脸蛋儿，满面笑容，辫子上打着一个大花结。
这张照片比妻子的那些信更使他相信他的小女儿健壮、吃得饱，家中的一切都平安无事。然而，事实上……
关于把优良麦种运往粮站一事，他经过仔细推敲，觉得这决不是出于国家的需要，而完全是愚蠢行为。他想起报纸上曾经报导过，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学者们快饿死了，但仍然把优良种子保存下来了；在列宁格勒那种极其困难的被围困的条件下，人们保存了种子，而在他的故乡，在遥远的大后方……人们却把种子吃掉。
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小火车站及其周围的田野，田野划分成几千个整齐的小方块，每一个小方块有一米长。他似乎看见了一望无际的试验田，它是人们精耕细作，花了许多心血侍弄出来的，试验过无数次，经过多年试播，采用过各种方案，改变过种种农业条件。他还想起了那些他感到亲切的人们，试验站的老同事们。妻子在信中说，三年来他们之中平均七个人有一个人阵亡。
他记得，从三六年培植成功的杂交麦种中只得出一个品种，在九百六十个小方块中，只有唯一的一株成活了！这一株麦穗的麦粒非常大，它是五年后培植成功的新品种的祖先，这五年中他们进行了顽强的选育工作和严格的挑选。取得最后结果时，阿廖辛已经身在前线了。
正是这一优良麦种，在经过国家检查后，将被“批准”为在数千万公顷土地上播种的种子，而现在却被人们运到粮站并将磨成面粉了！粮库的那些人怎么可以把这些优良麦种当成商品粮呢？文件上肯定明确记载着：这是最优秀的超级麦种呵……
不言而喻，费多索娃从地上捡起的两捧麦种是不够用来通过国家检查并得到正式承认它们是优良麦种的。他已经起码被耽搁了几年时间，他明白，战后，如果他还活着，他不得不重复已做过的试验……
一想起女儿，他觉得最可怕的是自己无能为力；在那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一个幼小的、他如此珍贵的生命在饱受折磨，而他却无能为力，不能给她以任何帮助……还在战前，他就在什么书中读到过的一句话始终在他脑中萦绕：“关节炎引起的痛感舔着关节，咬着心脏。”“舔着关节和咬着心脏”呵！
“怎么办……”西日尼亚克放慢速度问道，“我们停在这儿吗？……”
阿廖辛迅速地看了一下四周。原来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