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从北方来到这里，专杀共产党员和村苏维埃的领导干部，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全家人都干掉，把农民们洗劫一空。德军和伏拉索夫分子则谨慎得多，他们一般是不进村，只在森林里偏僻的大路和小村庄中抢掠，但不留下一个活人作见证人。他们力求不暴露自己，以便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和死刑。
一般来说，本地居民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凶恶力量面前是无处藏身的。他们对任何一位来客都感到可怕，在任何一种恶人面前他们都只能受到暴力的摧残，被人抢劫或被人杀害，因此，他们不无根据地得出结论，还是少说为妙，这样做起码可以平安无事，少惹麻烦。我穿的这身军服也未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波兰国民军分子也好，“绿军”也好，伏拉索夫分子也好，甚至德军，他们都穿我军军服。
连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时也不愿意多说话。我在卡面卡的一次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
该村的苏维埃代表是个大鼻子老农民，这位白俄罗斯人长着稀稀拉拉、褪了色的胡子，叼着一根自制烟卷。他坐在一间空空荡荡的脏屋子里的桌旁，同一个长腿少年（通信员）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当有人来找他时，他甚至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来人妨碍了他下棋。
三个端着德国步枪的老头儿守卫在村苏维埃办公室外面。他们紧紧地盯着我，默默地观察着“村长”如何检查我的证件，然后，迟疑了一会儿，便同那个少年一起走出去了。
象在什洛奇一样，我以部队驻防工作代表的身分作了自我介绍，出示了出差证件和军人证，但没有出示那个盖有吓人的印章的“锄奸”反特局的小红本。
这老头儿给我的印象是个单纯而又多嘴多舌的人，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他的确喜欢讲些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关于粮食和物价如何昂贵啦，男劳力和拉大车的牲口如何不足啦等等。关于牲口不够这件事他甚至说了三遍，大概是怕我跟他借车用。但是，在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他竟有本事几乎没有提起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没有一句话谈及土匪，似乎土匪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觉得他最害怕的正是这些土匪。
他机灵地避而不谈那些曾同德国人合作并跟德国人逃走了的人们，而关于什洛维奇森林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到那边去。”接着，他就谈起别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但他却不厌其详地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不得不听他讲下去，什么他的女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时怎么差点儿把房子烧了呀，什么一个叫费奥菲娜的老娘儿们今年春天生了个双胞胎啦，一个女孩儿是浅黄色头发，一个男孩却是黑头发呀等等。他说这些干什么呢？
谈话时他总是憨直友好地微笑着，抽着自己种的烟草，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我：“你要知道，你来了，但一拍屁股你又走了，可是我还得在这里过日子啊！”
离开卡面卡村以后，我就到什洛维奇森林西北面的那些村子去了。
沿着森林，那些孤零零的木头房子相距甚远。每户人家的院子里还有库房一类建筑物，每家都有自己的菜园子，各户都有一小片树林和一小块耕地。我访问了每一个有人住的农户，但未能取得一点对我们有用的情报。
西日尼亚克应在两点钟准时把车开来，并在我们约定的地点等我。刚过两点钟我就朝公路走去，以便把肩章、船形帽和证件放在汽车里，然后进入森林搜查我负责的那个地段。
我正匆忙地穿过榛树林时，发现身后有越走越近的脚步声。我环顾周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倾听了一会儿，很明显是有人在追赶着我。我边走边打开了ＴＴ型手枪的开关，把手枪放进裤兜，选了个合适的地方，立即藏进灌木从中。
很快我就看见了追赶我的那个人。他沿着榛树林几乎象是跑步似地往前疾走。这是个男人，黑头发，驼背，矮小而又孱弱，大约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破上衣和在膝头和屁股上有两大块补丁的破裤子，脚登一双脏靴子。
大约一小时前，我同这个农民在他家中谈过话，当时在场的除他以外，还有他的妻子和岳母，这是我的猜测。我感觉到，在我进屋之前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或争吵，三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一种心情不安或心绪不宁的样子。女人，特别是那位老年妇女，她双眼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驼背自己则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神情看着我；他说的是波兰话，只用“是”和“不是”这种简单的话来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总在声音很低地重复：“我不明白……我不知道……”
现在，驼背走到我前面去了，他又往前走了十几步才停下，倾听了一会儿，推测着我往哪一边走了。后来，他转过身，看见了我，吓得哆嗦了一下，张荒失措地说：“日安……”
“日安！”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尽管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按理说，我应该问一问：“您找我干什么？”
毫无疑问，他是跑来找我的。我看着他，等他先说话。他那没有刮过的发热的脸上布满了汗珠，他那难看的尖尖的胸部激动不安地起伏着。破旧的长统靴上粘着已经干了的马粪。
“老爷同志……”他吓得环顾了一下四周，欲言又止，他侧起耳朵在倾听着什么。“军官老爷……”
他讲的是波兰话，说话是情绪激动，断断续续地低声讲着，很多话我没听懂，因此，我反复地问着他。在我们长达三十多分钟的谈话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他在讲述时，总在不停地四处张望。有时他对我做个手势，突然一言不发，并紧张地倾听着什么。有两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而他大概都没听懂我的话，只是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
同他分手以后，我就朝停着卡车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琢磨驼背讲的事情。
根据我听懂的部分内容判断，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凌晨，他……斯塔尼斯拉夫·斯维里德，去找天黑了还没回家的乳牛时，在离什洛维奇森林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三名身穿苏军军装的人。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排成一行纵队地走着，但斯塔尼斯拉夫躲在树从中，所以那三个人并没发现他。他认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就是巴甫洛夫斯基，名字叫卡季米尔；另外两个人他不认识，是第一次看见他们。
据斯维里德说，在德军占领时期，这个巴甫洛夫斯基曾在华沙一带为德寇服务，似乎当过警察或别的什么头目，起码他是赚了大钱的（我记得，斯维里德曾三次提到他赚了大钱一事，而且是用嫉妒的口吻说的）。巴甫洛夫斯基曾多次到父亲这里来小住，他父亲就在邻村生活。巴甫洛夫斯基来时总是穿着便衣，戴着礼帽，不过，斯维里德说，他确实有德军军衔和德国鬼子发的奖章。
据斯维里德说，巴甫洛夫斯基的父亲是德国人，现在已经被我逮捕，扣押在利达市监狱。他的亲姑妈则住在卡面卡村。
事实上，森林中有许许多多过去的伪警察、形形色色逃跑了的德寇的走狗，他们成群结伙，到处游荡。地方政权机关和内务部部队的机动小分队在同他们周旋，只是当他们威胁到我方面军作战部队及其后方安全时，这些人才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这当中，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些武装匪徒是些杂牌部队，服装和武器极不统一。但是，斯维里德坚持说，这三个人穿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我军军官制服，而且其中的两个人还拿着苏军的冲锋枪。
其次，一般来说，在德军撤退时，伪警察部都跟他们往西跑了，而这个曾在华沙一带当过警察的巴甫洛夫斯基却相反，不知为何竟然来到了东部地区，并深入到离前线二百公里的后方，他是如何潜入此地的呢？同时，我不否认，我们正在搜查的那个敌台发报之前三十小时，他却出现在什洛维奇一带……这也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
引起我注意的是，为什么斯维里德那么激动，为什么他不在自己家中讲出这件事，他显然是追了我半天，追上我之后便把这一切和盘托出了。
关于巴甫洛夫斯基的许多情况尚待去利达市和在本地进行了解，审查、核实，而且这件事应该马上办。然而，现在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大森林在等待着我去搜查哩。
……
第７章 近卫军中尉勃林诺夫
一棵大橡树映入他的眼帘：距安德烈·勃林诺夫头部约一米高处的树干上，有一个窟窿，黑洞洞地显得很神秘。他站了几秒钟，想了想：“假如那里面有人呢？……”他一跃而起，抓住窟窿的边缘，伸直了身子，用靴底蹬在树皮上，把手伸了进去……里面全是腐烂了的木屑。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脚一滑，跌了下来，差点儿把手臂摔坏，手腕被擦出了血。
这座偏僻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森林在他看起来却很特别，很值得注意，越看它越象敌人曾在其中发过电报的地方……如果早晨安德烈还对这座森林如此充满信心和希望，还曾如此为之激动不安并有所期待，那么，到了傍晚，他就越看越不相信会在了这座森林里搞出个什么名堂来了。
确实，在偌大一座森林中，想找到那些发出电报的人的脚印谈何容易，而且，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留下脚印呢……这可是难说。其次，发报地点测定得也不一定那么准确。安德烈知道，测定到的发报位置总是同后来找到它的准确位置有出入，方位的误差有时可达数公里。
最使他难过的是，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说在他受伤之前，在前线团队中他并不比别的排长差，甚至有时还更能干，那么在这里，在搜查小组中，他在三名组员中间却是经验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