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 第8部分

　　立即将你们在采取搜查措施时是否考虑了这些情况一事汇报给我们。

　　搜查情况要每昼夜汇报一次。

　　乌斯季诺夫。

　　高频电话记录

　　莫斯科，乌斯季诺夫收

　　四四年八月十四日＊＊号。

　　您要我们注意的那些情况我们事先已经研究过，方面军各反特机关都在根据两种可能性进行搜查工作。

　　波里亚可夫。　

第10章　阿廖辛·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同利达市国家安全局少校局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按规定，若不经过正式批准手续，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无权把某些情况告诉我。但是，我们不止一次地帮助过他们，把他们所急需的汽车和汽油借给他们使用，而且我们的支援还不止这些；他们也尽量给我们以方便。

　　我打算请少校帮助我了解一些人的情况，包括巴甫洛夫斯基和斯维里德。我还想查一查在什洛维奇森林地区近日来被捕者的口供记录，必要时也可能同几给被捕者谈谈。

　　很不巧，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他却不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他的上级这时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中校，是从巴兰诺维奇来的。我作了自我介绍，只好三言两语地提了一下我对什洛维奇和卡面卡感兴趣。

　　中校听我说完后，便在办公室里踱起方步，高谈阔论起来。他的意思是：什洛维奇森林地区在该州可算是多事之区，他们没有人力也没有可能清查这个森林区，或如他所说的，使它变成“无害”的地区。他说，这是作战部队的责任，然而，他继续说道，这倒一点也不会使我们不安，因为方面军的交通线并不通过该地区。至于谈到本区的生活、居民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安全问题，那么，他说，我们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一向如此：军队把我们当作国家安全机关的人，而国家安全机关则把我们看作是作战部队。

　　他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就好象在台上发表演说一样。我象老母鸡掉进了热菜汤里，意外地碰上了这个倒霉蛋。他起码是把我当做一位集团军司令在同我讲话，似乎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派出必要的兵力（据我计算，至少需要三千人），把什洛维奇森林变成“无害”地区。

　　我本来也可以对他说一大堆话，但在这种情况下同他争论不过是白白地浪费时间，何况我现在很想睡一觉。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而我则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佯装全神贯注地听着，甚至还得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在中校说到某件事时，我在少校的脸上发现了一丝微笑，于是我也象个傻子一样地笑了笑。我最担心地是一眨眼之间我就可能睡过去并一头栽倒在地板上。

　　他终于沉默了，在少校的陪同下准备去睡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起下了楼，非常着急地想找个借口把少校叫到一边，以便同他好好地商量一下。

　　在楼下，少校向他的上级表示歉意之后，急忙跑进值日军官办公室，值日军官是一位军衣上有一枚红旗勋章、满脸络腮胡子的红脸大尉。我跟着少校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开门见山地提出请求说，我想过一会儿给上级打个“高频”电话。

　　“把那间办公室给他打开。”少校把钥匙挂在木板上，对值日军官命令道。

　　“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办正式手续，请看在交情份上帮个忙吧，”我马上接着说道，“请允许我看看审问记录。”

　　“大婶儿，请给口水喝，否则我要饿坏了，最好再给我找个睡觉的地方。”少校转过脸来对我挖苦地嘲笑了一句，接着他对值日军官命令道：“告诉冼契拉，把记录拿给他看看……只给关于讨伐队队员和狗腿子们的审问记录！……请原谅，有上级在，”他朝门外点了点头，伸出手来匆忙向我告辞，“明天再请你过来谈谈吧。”

　　“只给关于讨伐队队员和狗腿子的审问记录！……”不过这也得谢谢他……我也没抱更大的希望。

　　“等一等，”我拉住他的手，不客气地挡住他的去路，“你知道不知道卡面卡村一带有个叫斯塔尼斯拉夫．斯维里德的人？他是个驼背，黑头发……有点神经质。”

　　“不知道，”少校把手缩了回去，绕过我边走边说道，“我连这个姓都没听说过。”

　　“那么巴甫洛夫斯基呢？”

　　“哪个巴甫洛夫斯基？有一个在我们的监狱里。”

　　“那个是父亲，”我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吃惊，在门口，我又从后面拉住少校的袖子问道：“他儿子在什么地方？”

　　“他有两个儿子，”少校开了门，匆忙走到门外，在走廊里继续说道：“请明天过来谈谈……”

　　过了一会儿我就坐在不知是属于谁的一间办公室里了。在这间屋子里，人们抽过很多烟。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阅着审问记录，都是过去当过村长、伪警察以及其他德军走狗们的审问记录。

　　记录中的也都是老一套的问题和受审者的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其中多数人是几星期前才被捕的，对我们来说煤油任何价值，毫无用处。

　　“讲一讲，你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向德国人出卖了游击队员约瑟夫．特什凯维奇一家人的？”

　　“除你之外，还有谁参加过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卡沙尔大批屠杀苏联战俘？说出他们的姓名！”

　　“搜查时，在你家中发现了金制品：戒指、金币、用过的金牙。你要交待：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东西落到你的手里？”

　　当然，被审问的人都在为了能够活命而挣扎，他们都不说实话，不承认罪行。他们都采取同一手法，不断变换花招，在作最后的挣扎。又都是通过证人的证词，面对面的对质和利用各种文件揭露了他们的罪行的。

　　讨伐队队员、杀人犯、盗匪……这些人怎么可能同我们正在搜查的敌台和间谍案件有关系呢？何必找这些人呢？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呢？

　　但是，万一呢？……

　　这个“万一呢”在搜查犯人时总是令人鼓舞，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但是，我开始打盹了，脑子也木了。为了不致睡着，我开始唱歌，我只要唱一、两段歌就可以清醒了。

　　老巴甫洛夫斯基的卷宗同别人的卷宗一样，是灰色纸口袋，里面有逮捕证、审问记录以及尚未入档的专案材料。

　　他是因战时加入德国国籍而被捕的，罪名是背叛祖国。然而，除了他填写过一张德国侨民登记表和企图跟德军一起逃走这两件事以外，我始终没弄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没弄明白这件事的不仅是我。除了记录，卷宗里还有领导机关写的这样一个便条：“扎伊采夫同志：巴的真正卖国活动还没有被揭露。必须查清并建立档案。”

　　但是，人们曾经向他提出过有关他的两个儿子的问题，老巴甫洛夫斯基回答说：“我的儿子卡季米尔和尼可莱确实在波兰的建筑部门为德国人干过事，但具体在什么单位我并不知道。任何有关他们工作的详情我都不知道。”

　　瞧，在建筑部门工作。可斯维里德却说他在警察局里当官儿。

　　实际上，我们对伪警察及其他狗腿子并不感兴趣。而我念念不忘的正是卡季米尔．巴甫洛夫斯基和另外两个人，他们在什洛维奇森林附近出现无线电台讯号那天在干什么呢？他们怎么会到那个地方的？而且，为什么三个人打扮成一个模样，穿的大概是我军的制服，这又是为什么呢？要在森林里窜来窜去是没有必要化装的，这样做反而更危险。不过，我想，斯维里德可能由于害怕而没看清他们的相貌和外貌的特征。

　　十分钟后，我坐在局长办公室“高频”电话机旁，等待接通电话，我准备同波里亚可夫中校通话。

　　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汇报搜查工作进行的情况并暗中希望局里已经有了破译的电文，或者有了关于呼号为ＫＡＯ的敌台以及我们正在搜查的那些人的新情况。

　　人总是希望一切顺利，而且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偷懒。不管工作进行得多么顺利，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小组不是孤军作战，你还有友军在在同你并肩战斗，而且不只是反特局的同事们。波里亚可夫这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性，他会在任何地方都努力做好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包括莫斯科在内。

　　我终于在听筒里听见了中校的舌音不清、低沉的声音，他那副样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他个子不高，前额隆起，一对扇风耳，上衣的野战肩章发皱了，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又肥又大。我还可以想象到他在听我讲话时的姿势：侧身坐在沙发椅上，在一张纸片上记下一些数字和名称，与此同时，他按照老习惯，总在轻轻地用鼻子吸气，象小孩子受了委屈时那样。

　　我开始汇报搜查经过，谈到泉水边上的脚印，敌人如何向塔曼采夫射击，也提到我同瓦秀可夫和斯维里德的谈话。这一切都不是有价值的情报，不管他还是让我讲完，没打断我的话，只是偶尔应答和反问几句话，于是，我明白了，他们局里也没有任何新情况。

　　“在什洛维奇森林附近出现敌台讯号那天，巴甫洛夫斯基和同他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人在干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我沉默下来后，他开口说道，“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噢，是这样……巴甫洛夫斯基，卡季米尔或卡季梅什．戈奥尔吉耶维奇，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生，明斯克市人（不准确），从证件上看，他可能是白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是呵，材料不足……我们想查一下所有的侦察材料……现在谈谈电文吧，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将军刚同莫斯科通过电话。他们还没破译出来。我局人员也暂时未能破译出来。不过，我希望明天或者后天将会得到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