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忆力好，健谈，乐观，题材为严肃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点点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红，谈开天旧事或红色新事，相视一笑，就颇有同苦同乐的温暖感。现在呢，我听医学家的高论，晚饭时饮白酒半杯或黄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对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还有酒喝，所失却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是间接的，因为父被批斗致死，母被赶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肾炎，终于不治的。他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态，与我深相知，所以我虽然长于他十几岁，却得他的帮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时像是走到十字路口，为道多歧而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请教了，还能说什么呢？不得已，请《庄子》代说几句：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穷苦的人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穷苦的人于一堂，学时风之什么赛，得冠军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也就一辈子没混上个女的。独自住一间隔为两间的土房，入夜，一灯如豆，他会想些什么呢？据他说，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村头的地里干农活，他才十岁八岁吧，常来找我玩。其后就劳燕分飞，但他没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过了半个世纪，我未衣锦而还乡，又见了面。他身大变（虚损多病）而心未变，仍把我看做田垄间的兄长。他怜悯我的情况，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时送来一些他种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这是他仅有的一点财富，应该拿到市上换钱的。我在家乡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多，见面的次数不少，当然想周济他，可是没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的经济情况有变化而需要反而减少，有力量周济他了，他却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复生，有时颇希望改为住在《聊斋志异》式的世界里，那就可以多烧些纸钱，让他到阴间的什么酒家，去吃一顿饱饭吧。更伤心的是我已经不信有这样一个世界。
六、王树棠，1981年12月21日作古。仍由不衣锦而还乡说起。新风，住处以都市为上，农村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农村，一般认为，或是倒霉，如插队之类，或是犯了错误，如戴了什么帽子之类。吾老矣，不再有资格插队，而且是回老家，脑子里装有斗争逻辑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是根据新风的处世奇术，要划清界限。我称之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头邂逅，一眼认出，就拉到他家里，道幼年在药王庙小学同坐一书桌的旧事，并不用言语而明确表示，要把照顾我的复杂担子担起来。其后，至少是心情上，在家乡，我就不再是孤苦无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乡长住下去，自1976年起，我不再回去，1979年年初回去移回户口，见了最后一面，其后未满两年，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节日，我都寄给他一些钱，以表示我没有忘记他那个简陋小屋，只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现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经不能见到，世间事多是这样，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庆昌，1984年1月2日作古。他字世五，长我两年零一个月，我习惯称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们关系近而且深，有旧习俗的来由，是在小学，曾由刘阶明老师主盟，还有邵殿起，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契。还有实况的来由，是除了小学毕业后，有些年未见之外，自30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宝山止，我们几乎没离开过。记得前面说过，感情深，死生契阔，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经鹤发苍颜，不断执笔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还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见就不放心。见，大多是在他的住处，晚饭时候，面对，手持酒杯，听他忆旧论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可是他走了，听说他住多年的洪洞会馆的房子，因马路加宽也拆了，有时想到昔日，晚饭桌旁面对，饮白酒、吃小米面窝头的情况，就不禁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悲痛。
八、李耀宗，1986年8月20日作古。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自1931年起，不只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上，都是互相扶助过来的。他性格偏于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时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气，不会直言直语，就面对墙角落泪。对我的苦乐，也是很关心而不表现于语言。80年代初，他帮我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本来还可以共同干点什么，不幸他得了脑疝之症，突然下世。记得分最后一次稿酬，他已经走了，我送到他家，与他的夫人陈淑贞晤对，说到他的为人，一生克己忍让，也受了不少窝囊苦，都落了几滴泪。
《流年碎影》 先我而去（2）
九、齐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们也是因同乡而相识。他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可是在小学不同学。印象是最初相见，他已经是药王庙小学的教师。其后他入了警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铁路的魏善庄站工作，然后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后受了些处分，改为到中学教语文课。由他教小学时期算起，半个世纪以上，我们虽不住在一地，来往却很多。他性格严谨，好文，重交谊，尊重我，视我为第一知己。晚岁，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会面，多谈谈。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饭。已成惯例，这一天上午，我们夫妇由小花园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远远看见他拄杖站在门口，向街口瞭望。午后辞别时也一样，到街口我们向左拐，他还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无论为他想还是为我想，都是无法补偿的遗憾。
十、杨功勋，1988年8月24日作古。怀念的这些人里，只有他，是我在堂上讲、他在堂下听认识的。那是1936年暑后，我在进德中学为人代课，至多一个月吧，建立了师生关系。其时我自然不记得他，后来仍是不记得，以何因缘就有了来往。他是山西洪洞县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细致稳重，保守少变，因而敬我为师长，数十年如一日。其实我长于他至多只是十岁，既然他执弟子礼甚恭，我也就只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读书，但文的方面先天后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货殖的路。知道我穷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陈年酒之类，必尽先给我。近些年来，我们老夫妇倚老卖老，每到老伴的诞辰（我的算作附庸，合并到一天），家里就聚餐一次，至时他们夫妇必登门，提着寿桃之类，举杯前行礼如仪，祝寿。自他走后，至时家里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礼如仪之事了。他在世时，常同我谈及洪洞县的旧事，大槐树和苏三监狱之类。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宾馆举杯时想到他，不由得悲从中来，心里说，真想不到，他却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转转，如果他有知，也会落泪吧。
十一、刘慎之，1991年4月12日作古。他辞世后，我曾以“刘慎之”为题，写了他（收入《负暄三话》）。我怀念他，主要是因为一，性格温厚，像他这样的，世间希有；二，视我为《后汉书·范式传》中说的“死友”，我们心中都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国学，不像我，诌打油诗，说“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却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后成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内脏多病，而且逐渐加重，入80年代，就只能闭门坐斗室或卧斗室，服药，希望下降不过速了。记得是80年代末，他住在前门外华仁路他的长女家养病，我们夫妇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迁回他的住处，新街口外文慧北园，我还常常想到他，只是因为忙，又无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后，问他家里人病危时的情况，才知道常说，就是想我。他仍视我为“死友”，我却未能，至少是素车白马，送他走，几年来每一想到，就为愧对这样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韩文佑，1991年7月24日作古。他长于我一年有半，就年岁说是货真价实的兄长，可是换为看品德和学识，我应该称他为师长。我们是在天津南开中学结识的，多有来往是1936年夏回到北京以后。共书，共酒，共苦乐，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为同生共死的朋友。50年代前期，他调往天津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来往不能如以前那样多了，可是韩伯母仍旧住在北京，他有时要来探亲，我天津亲友多，有时要到那里去，来来往往，就仍旧可以聚会，饮白酒，为半日之谈。文化大革命时期，韩伯母病逝，我们二人恭送往东郊平房火葬场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须有的特务嫌疑被赶入牛棚。大革命之后，如许多牛棚中人，又经一次解放，名誉恢复，可是健康却一去而不复返，也就不再到北京来。幸而我还能挤公交车，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几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总要次日走，为的是能够挑灯夜话。这样的聚会，最后一次是1988年10月，也是住一夜，挑灯夜话。其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行，秋风送爽之后就不敢下楼，因为一着凉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输氧。他住在南开区的西湖村，记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们夫妇辞出，往南，行由径，入天津大学去看倪表弟。他们夫妇送到天津大学界，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们还是在那里站着。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到天津去，因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气在南开一带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写，想到他的品德和学识，我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