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度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莱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惟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流年碎影》 进京
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所以还是只能安于得其大略，甚至不得不模模糊糊。
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免。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日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40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由家乡到学校，也可以说由学校到家乡，路程有小变：通县时期是只能走家乡西北三十里的河西务，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就既可以走河西务，又可以南行五十里到杨村，坐火车。火车有优越性，敞亮，平稳，但到杨村上车，就要多走二十里旱路。所以大学四年，寒暑假有时（不像师范时期那样确定）回家，来往还是多取道河西务。由河西务上长途汽车往北京，路过通县，到新城南门暂停，可以听到嘈杂的兜售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声音，车入城走一段路转西，可以看见师范学校校门、张家小铺、大红牌楼、西门等等，感到真就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