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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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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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
  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流年碎影》 课程(2)


  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丰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和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1)


  学,或说引导自己往哪里走,力量有偏于有形的,是课程;还有偏于无形的,是学术空气。所谓学术空气,表现为行动,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种或某几种)学识;表现为想法,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是有无上价值的。我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对于这学术空气的性质和力量,却也有不很浅的体会,或用吹牛的口气说,受到不很浅的熏陶。这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到后面说。这里要先说说情况。
  学术空气,无风不能起浪,也要有来源。来源之一是学校的地位。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资格最老,由京师大学堂算起,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字号,总要有点不同于众的,这不同于众,总的说是有一顶光荣的帽子,“最高学府”。这顶帽子带来两种实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图书,都储量大,孕育学术空气当然就比较容易;二是选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师,也可包括学生)比较容易,比如有那么一位,名高实重,几个学校抢,北京大学也参加逐鹿,其他学校就多半会失败。这就会形成来源之二,是学术界的拔尖儿人物多了,学术(包括著作、讲论等等)的堆堆就会增大,这有如屋子里摆满兰花或臭豆腐,就必致产生某一种空气。来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时势。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于说清楚,因为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只好暂不讲理,只说事。我是想说,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等人的倡导这个,鼓吹那个,情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做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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