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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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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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小说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赵静静录入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1)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士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80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30、40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40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40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4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正如我在《诗人南星》(收入《负暄续话》)那篇拙作中所说,他不只用手写诗,还用生活写诗。这是说,他居家过日子,眼不观菜市,足不入厨房,而经常在玉溪生的《无题》诗里睡大觉。如此这般,好不好?由我这俗人看,至少有一点我实在不敢恭维,是最容易丢书,丢他自己的,也丢由我的敝箧中借去的。解放以后,他未宣称焚笔砚而就不再写,推想是由护花恋月变为剑拔弩张,他无此能力。恕我尚可自吹有量材为用的世故,十年浩劫过去,我以鞭促之,介绍他译了三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和辜鸿铭的《清流传》。他小于我两岁,据他的夫人钟香芸女士说,近年来糊涂却在我之上,那么,以余年从事翻译也就困难了吧?这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他不能再写一些30年代那样美的充满低回情调的诗和散文。
  王森。他字森田,在北大与我同年级,入哲学系。与王造年是同乡,且同族,也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与他的同班何其芳不同,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所研究主要是佛教哲学,尤其因明,像是钻得比别人都深。为利用藏传佛教典籍,大概还是红楼时期吧,他就到沙滩以北不远的嵩祝寺去学藏文。解放以后,多年在民族学院做研究工作,推想“宗因喻”之类的佛教逻辑不合时宜了,就专治藏文,听说除研究什么史之外,还编藏文字典。他身体不健壮,而治学有献身精神,所以如其业师汤用彤先生,很早就白了少年头。入80年代,他身体更弱,但还是常常由他的女儿搀扶,到图书馆去查什么资料。在我认识的诸多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退一步说,也是只有他能够排在第一位。只是因为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40年代,我们都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之滨,可以常常见面,其后这样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人沉静温厚,他的夫人是在家乡结合的,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想起当年,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自己的暴躁虚浮之气就可以收敛一些,而今,他已经作古几年,还有谁能够使我自知不足,就是在小字辈面前也不敢夸夸其谈呢?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2)


  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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