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不由得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去岁十月的由西郊搬到北郊，前后忙乱了许多天，还要动用搬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所谓发展吗？可惜裴大哥已作古多年，不能听听他的意见了。
应该重点说鼓楼的生活。小单位，头上还有个“主任”的帽子，用陶公靖节的眼看，实在没有意思。可是换为我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或得过且过的眼看，至少与当孩子王的生活相比，在其中坐硬板椅子四年，又大有可留恋的。以下说可留恋，总括而重大的是多闲，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
闲是就大体说，至于刚入门的一段，也曾忙了一阵子，那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民众教育馆是市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名和实都不怎么样，却如麻雀之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除馆长直辖的办公室内有总务、会计、文书等之外，还分为三大部，阅览部、教学部和实验区。阅览部有阅览室，在楼的西部，有图书馆，在楼的北部，都是免费供人阅览的。教学部负责的是教学，楼后面西部平房有学校，开两个班，理论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来上学，实际却都是未成年的，十岁上下的更多。实验区在西郊，我没去过，不知道都实验什么。单说我负责的阅览部。阅览室陈列的是普通的旧物（记得有古钱币），品种和数量都不多，且没有名贵的；记得也没有库房，储藏一些尚未展出的。图书馆存书很杂而量不很大。说它杂，是因为：一、没有明确的编目；二、良莠不齐，比如还有些迷信宣传品，是信士弟子送的，也在架子上占个地位。我多年来跟书打交道，对于书的高下以及编目略有所知，看到杂乱的情况心里别扭，就决心整理一下。自己下手，把存书过一遍，绝大多数保留，编目后依次序上架，少数无保留价值的，当做废品处理。图书馆每月还有一些购置新书的经费，旧有的清楚了，应该添些什么，也就心中有数。总之，经过一番整理，图书馆像个图书馆了，因为这是对付书，我就觉得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此外还有个小获得，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帝王春秋》（易白沙著，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重本（记得有三四本之多），我喜欢看而买不到，就贪污了一本。这本书一反史馆诸臣的笔法，分类抄录旧文献中记帝王祸国殃民的行事，虽说只是文字般若，也略可代小民一吐不平之气；而且万幸，经过革文化之命的十年，它竟仍安然立在书橱里。
记得当这个主任半年多，不知大唐是怎么考虑的，让我改任教学部主任，原来任教学部主任的周励深改任阅览部主任。周是教育馆的旧人，南方人，清秀聪慧，会画广告画，可以算是艺术家，如果这次调动并非出于私心，那就可以说是量材为用。公乎私乎，晋惠帝尚且苦于不知道，我也就不必费心思研究了。上面说过，教学部的工作是在楼后面那一排平房里开办两个班（初级和高级？），招足学生，排课表，按时到课堂去上课。课程类似小学，无非是国文、算术、常识之类，用的是否就是小学课本，不记得了。记得担任授课的有四个人，二男二女。主任负全责，由各方面看应该很忙，实际却无事可做，因为招生、上课、考试等都依旧规，用不着我过问。至多是有时某教师请假而找不到其他教师去替，我就自告奋勇，去上一堂。其时还没输入斗争哲学，同事间，教师与学生间，都温良恭俭让，所以我利用这大量的闲暇杂览，像是也没有人觉得（至少是未明白说）不应该。
《流年碎影》 又一红楼（2）
由楼前面说，三个拱形道路，左边（即靠东）一个用作办公室。南面堵死，上面开窗；北面辟为门，供内部人出入。靠东西墙放办公桌，东西各四个，靠南窗加一个。坐在这间屋的是两个主任，教学部全体，阅览部一两个，以及管文书的侯、黄二人。我的位子在西南角，面向北对着门，背对南窗，如果看书，自然光就正好射在书页上。工作是坐班制，不管有事无事，上下午都要坐在那里，中午回家吃饭。也是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便于民众阅览，星期日不休息，星期一补休息。这样，以上午或下午“坐功”的一段为一个单位，一周就会有十二段时间要呆坐在这个红楼之内。怎么消磨时间？庄子的理想是“坐忘”，即不觉有己身，用佛家的话说是“应无所住”。我是常人，没有这样的修养，连梦中也仍旧觉得有己身，心也就不能无所住。住在哪里？又正好与道家相反，是“多思”，即或则面对书，思路随着别人的思路动；或则手拿笔，让自己的思路在某一主题里动。后者更需要安静，在一个有人出出入入的屋子里不合适，剩下可行的就只有一种，读书。其时我早已由北大图书馆时期的翻检古典变为杂览新书。这所谓新指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包括由国外翻译过来的古典。还可以由另一个角度说具体些，是师范学校时期，所读书的性质主要是新文学，北京大学时期主要是古典，鼓楼时期换为主要是思想，甚至以新进口的为主。单说在鼓楼，时间长（几乎不少于大学的四年），事单纯，就算作蚂蚁啃骨头吧，回想，细读粗读相加，过目的就真是不少。所得呢？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增长了见识，或说自信有了分辨对错、是非、好坏的能力。也就因此，到桑榆之年回顾，专就读书的环境说，鼓楼四年是专攻，应该考上上，其他都是业余，只能甘拜下风了。语云，知恩必报，所以直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我有时经过鼓楼之前，望见靠东的门洞未改旧貌，仍不由得兴起怀念之情。
可怀念的，或说值得记一笔的，读书以外还有没有？想了想，还可以凑三项。其一也是书，只是比读接触的时间早，读后，保留的时间长，是“买”。其时，用低价买旧书的机会很多，以费钱最少、较少、少为尺度排位次，居上位的是德胜门内小市，中位是街头书摊（单是鼓楼一带就不少），下位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内的书摊。未经焚书浩劫，旧书来源多，阅市，几乎日日有新货，总可以买到几本、至少一两本可意的。价钱呢，说出来会使今日逛旧书店淘书的书迷大吃一惊，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超过一角就要是相当像样的。空口无凭，举大革命中不怕红卫英雄看见因而逃过焚书劫的鲁迅著作为例，本来都有，毁于保定战火，只好补，《呐喊》是1937年9月由鼓楼前书摊买的，价014元，《野草》是1938年10月由同一处买的，价010元。这样，鼓楼四年，背倚南窗读，对买书的兴趣起了促进作用；不断有书走入室内，反转来使读不至有断粮的忧虑。还是专说买书，原来空空如也的斗室，经过添置书柜，断断续续地添书，逐渐也就像个书房了。其二是写。此时之前，写的经历也可以说一说。大宗是四种。一是小学、中学时期作文课中作命题之文，十几年，也总有几百篇吧。二是教中学国文课两年，仍是作文课，改学生之文，虽然改不等于作，也要费心思连缀文字，而数量则更多，总有几千篇。三是写日记，由1928年开始，已经记了十年；其时还没有被查问思想的忧虑，又年轻气盛，有所感就不免长篇大论。四是写信，人都会有三五知己，有时也就不免长篇大论。我的经验，练笔，写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既可以多，又可以少拘束。至于写为文篇问世，记得中学时期只有一次，是一篇杂感，字数几百，刊于河北省的什么报，见到，因为是开卷第一回，也有些飘飘然。大学时期写过一些，少数问世，都是有关古文献的。现在是读方面改了行，由远于人生变为近于人生，心里像是有更多的话想说。可是大环境是沦陷区，显然，时和地就都不宜于拿笔。说起来世间也真是复杂，竟遇到意外的机缘，又拿起笔来。这机缘是由于早已忘记的什么原由，认识热河人年略长于我的张瑞生夫妇，间或有些来往，于是由此及彼，就见到张的胞弟张子杰。这位什么资历，也早已忘记，只知道他精干，能写，其时正在编一种期刊。见几次，谈得来，就约我写文章，并言明，可以躲开时事，如介绍文史知识，散文，杂感，等等，都欢迎。我答应写，因为一是笔总闲置，不习惯，二是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日用，买书，从容些。写一些，刊出，于是连类而及，就认识另一些编报刊的，也就又有些人来约稿。其结果是读和写成为生活中的两件主要事，入红楼读，出红楼写。换来一些稿酬，有大用，是妻女免于饥寒之外，还集了不少书。至于所写，是否也可以算作名山之业？因为经过多次变乱，原稿和印件都飞往无何有之乡，想评定也办不到了。其三是兼课。是1939年暑后，由于澄宇先生介绍，我到宣武门外下斜街以西慈型工厂（属香山慈幼院）附设土木学校兼四小时（？）国文课，当然只是为增加一点收入。因为鼓楼星期一休息，课排在星期一上下午。中午到裴世五大哥的住处洪洞会馆去吃午饭，通常是吃炸酱面，同桌有倪二表兄，都热情，谈昔说今，甚至酒酣耳热，也可以说是一生中难得之境。今则倪、裴二位兄长已先后作古，洪洞会馆也因展宽马路削去一半，想到昔年的欢聚情况，不禁有些凄惨。
鼓楼四年，还有更可怀念的，是诸多同事。同部的，男，张嘉瑞，章羽生，女，张一林，吴唯农，人都很好，对我也好；不同部的，张旭东（名世荣），人敞快，好交，我的酒友，也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到他们。可惜鼓楼一别，就渐渐断了音信，还能有几个人健在呢？又，提起张嘉瑞，就不由得想到他的夫人解（读ｘｉè）女士，她是某职业学校的教师，貌中人以上，性格却上上，乐观，温和，见人总是微笑，聪慧中还夹带一点点憨气，如果她受天之祜，还健在，也当是八十左右的人了。
《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1）
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