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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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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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目中装有X光,因而隔着胸口能够洞见人心,虽然这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心,读了仍是感到痛快。
  我多次说,上大学时期,正赶上考古风刮得很猛的时候。考证是汉学,惯于在人皆认为不可疑的地方(古文献,传统信念)生疑,然后是考,无征不信。其实这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其精神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只是与罗素相比,还嫌零碎,深度广度不够。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作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伯劳德(C.D.Broad)的《伦理学说的五种类型》(有1932年庆泽彭的中文译本,名《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氏是薛知微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介绍五位伦理学大家,第四位是康德,第五位就是薛知微。薛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买到的有两种:《伦理学之方法》和《伦理学史纲要》(记得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重要的是前一种,1874年初版,我得到的一本是1922年第七版。书五百多页,总有四五十万字。称为方法,意思是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想明白其中底蕴,应该怎样思索。他的弟子伯氏评介他的学说(也就是介绍这本书),也是着重他的思辨方法。这方法是:
  不断地自己推演,讨论,提出驳论,予以答复,再又提出反驳。所有这些地方本身都是至可佩服的,深切证明了著者思想之精深和笃实。但是读他的书是很容易成为不耐烦的,极难把握得住他的理论的线索,一个人尝可以读了许多段节,止不住的赞美,而结局却甚至于记忆不了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能够由兹文的介绍,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取《伦理学方法》而细读之,不至再感多大的困难,那便是本篇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的了。(庆氏译本114页、115页)
  推想是先看了庆氏译本的介绍,我果然就对薛氏这本著作有了兴趣,而凑巧,于1940年5月就买到它。何时开始看,不记得了;读完的时间书末尾有记载,是1941年6月25日。与伯氏的估计相反,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思路确是如他的高足所说,细密到无孔不入,这还不新奇,新奇的是像是没有孔的地方,他还是看到孔。比如他用大量的篇幅解说快乐主义(伦理学上的一种学说,认为所谓“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与人以快乐),先说快乐主义有心理学意义的,有伦理学意义的;然后分伦理学意义的为两种:利己的快乐主义和普遍的快乐主义。再然后是研讨每一种,都是由某一方面看,说有成立的理由,由另一方面看,认为还有理论的困难,等等。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所以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流年碎影》 尊师重道(2)


  说起这种求知的方法和态度,貌似温和,却不是无力的。记得书中分析穆勒的快乐主义,说穆勒承认这是个“量”的原则,但穆勒又承认快乐有价值高低之分,于是就引进“质”的原则,而容纳质,就不能不放弃量的原则。又如这本书有个附录,题目是《论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说康德用“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的(人依照他的理性行动是自由的),一个是伦理的(人在善与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说“康德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我们知道,穆勒是逻辑学的大师,康德是辨析理性的大师,而用薛氏的分析方法一分析,就都不免露出小疵。当仁不让,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其中的细节几乎都忘光了,可是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则没有放弃。也就因为心里还存有这个,自己治学,直到看世事,就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可以少武断;同时推重清明和平和,对于昏气霸气,如分人为好坏两种,说好的连祖先三代都香,坏的应该都加冠,批倒批臭云云,就觉得正是站在分析方法的对面,以致荒诞到使人齿冷。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议员)。世人也称他为小穆勒,因为他父亲(J.Mill,1773—1836)也是大学者,大名人。哲学方面,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著《逻辑系统》(有严复译本,名《穆勒名学》,不全),重点讲归纳法,成为逻辑方面的经典著作。他的世俗之名,主要是由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方面来的。他是边沁功利主义(即薛知微说的普遍的快乐主义,其实不如依孟子,称为众乐主义)的信徒,著《政治经济学》《论自由(权)》(有严复译本,名《群己权界论》,不全)《功利主义》等书,宣扬群体的组织和措施,个人的立身和处世,都应该以功利主义为指针。离开哲学的玄想,我也是边沁的信徒,因而对穆勒的著作就有兴趣,阅市,碰到就买,单说英文原本,也集了五六种。读了,印象也是头脑清明而心地平和。在伦理学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善,快乐,幸福,都要体现在个人的感受上),因而在政治方面就必成为自由主义者(承认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这自由同样包括己身以外的人的自由),就说是同声相应吧,听了他的议论,总觉得合乎事理人情,有说服力。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50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文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
  精神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根基不深,枝干就难免不稳固。譬如弗氏的大弟子容博士,就因为不同意乃师夸大性本能的说法,另立门户了。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w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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