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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生计（2）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那就无妨顺水推舟，想想这类问题也好。于是想，先是千头万绪，如乱丝，继而一理再理，终于理出个头绪，或说集中为两种认识，可惜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皇甫谧《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因而与一切理想—样，由价值方面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绝不可能。这来由仍是前面说过的，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就成为，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那么，就扔掉理想吗？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没有各种类型的害群之马制造人祸；这必难实现，就只能反求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际多数人咏叹的气节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可见生而为人，纵使个别的心比天高，就绝大多数说，还是永远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做第一义的。何以这样说？可以举史实为证。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异族，正是最宜于讲气节的时候。顾亭林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到易代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新计岁法三十一岁，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誉为好样的。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比顾亭林小五岁，易代之时二十六岁，剃发，投考，中副榜，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认为无面目见人，著作结集，题曰“壮悔堂”。而不久之后，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比顾亭林小十九岁，易代之时十岁，剃发，投考，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作古之后谥文简，就不再有人说他没有气节，应该与侯方域并列。还可以举个比王士禛大三岁的，徐乾学，易代之时十三岁，也是剃发，投考，中进士，做高官，没有人耻笑且不说，连他的舅父顾亭林像是也视为当然，如《亭林诗集》卷三《答徐甥乾学》尾联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显然感情是很热乎的。这就是世态，可以见人心的世态！
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坠地到盖棺论定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总是苦于坎坷太多，而表现于心情，就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难道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流年碎影》 上海之行（1）
由上一个题目“生计”所写可以看出，其时我的生活情况是为能活（包括妻女能活）而奔走，而挣扎。天塌砸众人，人祸同样也是伤害众人。但人之常情，关于苦乐，人总是先想到自己。《易经·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我想，或只是感到，不应该再这样混下去。有两种机遇使这穷则思的“变”成为现实。
先说前一种属于送的。记得前面曾提到，我有个师兼友的熟人于澄宇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学问不坏，人狷介，也就难免不合流俗。其结果自然是经常穷。这“穷”还兼有古今二义，古义是不能达，多碰壁，今义是常常缺衣少食。我们住得不远，有些来往，也谈得来。是1943年后半年吧，他也是穷则思变，不知以何因缘，到西北转了一圈。是未有所遇吗？不久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记得是过了旧年的正月，曾来看我。他谈到外出，情况却含含糊糊。我不便多问，就心照不宣作别。三个月之后，现在还记得是1944年5月13日，侵晨，天还不很亮，全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开门，冲进来的是持枪的日本宪兵。问明姓名，说有事，让我跟他到队上去一下。还翻一下抽屉，拿走一本日记。仓促出门，上车，车绕西城，才知道被请去的还有友人毕奂午和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质学家裴文中。未被蒙目，知道车是驰向前门外，至珠市口转东，走不很远，到路北一个门前停住。进去，被关在西院坐北一排平房的一间里。时间不大，就被传到一间行洗澡（把人的头部按到一个水池的水里）之刑的小屋里。见于澄宇先生裸体站在水池中。审问的是捕我们的那个宪兵，后来知道名河端富秀，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汉语。于先生不愧于先生，见我进来，慷慨激昂地对审问者说：“你抓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我们不过见一面，我只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出路，就回来了。此外什么也没说。”审问者沉吟一下，把我送回牢房。房里还囚禁几个人，难友，同难相怜，只几分钟就熟了。也就了解许多事。这个宪兵队部原来是天津会馆，是北京有名的人间地狱之一，任务是消灭抗日活动。于先生曾往西北，有抗日活动的嫌疑，所以被抓进来。抓我和裴文中，目的是调查于先生的底细，因为我是于先生的朋友，裴文中是于先生的亲戚。拉我去让于先生看看，目的是暗示于先生，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不必再隐瞒，没想到我们反而借此通了气。其后不久，又传我一次，问于先生跟我说过什么，我照于先生的述说重复一遍。以后若干天，又传问我几次，问的不再是于先生的事，而是文学院的学生情况。我说我只有上课时候看见学生，下课就回家，同学生没有来往，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我还是这样说。这样，过了整整六周，大概觉得再囚禁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河端魔鬼传我去，说可以放我回去，但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他，并问“怎么样”，我不说话。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把我送出大门，让我走了。到家以后，家里人都痛哭，邻居多来慰问，可不在话下。意外的是，于先生以及毕、裴二位都早已放出来。我才明白我是受了教学与大学生有接触之累。这累还有余韵，是连续几个月，这位河端魔鬼曾上门访问几次，仍希望听到什么情况。我装作在家养病，不出门，他终于绝了望，才不再光顾。
在人生的旅途上，入一次地狱是大事，事后回顾，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曰有。一件是关于经历，我算是眼见身受与平安、幸福、温暖、诗意恰好相反的一面，那是恶意加残酷，而这恶意、残酷以及与死为邻，都是人（也不得不称之为人吧）自己制造的！我没看过目连戏，推想必有刀山、油锅等等，但那是戏，在与阳世性质不同的阴间。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地狱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有恶报，他们失败了，投降了，这苦难的回忆就可以一笔抹杀吗？我是多虑主义者，有时就想到我们本土之内的各朝各代的酷刑，莫非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联想及此，我感到痛心。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作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30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