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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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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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草垫子)上。
  就感到有些古人的高风,我与之比,相差很远,也就不免于汗颜。这里要加个小注,以期汗颜的次数不至太多。比如有个同乡石君,略小于我,小学时期同学,多年敬我为兄长,可是不务正业,各处跑,弄点钱就忘其所以,所以经常穷到没饭吃,到北京就必来找我,要饭钱,要路费。我也就只给一点点饭钱,甚至连劝他改荒唐为本分,或回家的话也不说,因为知道必无用。像这样的,我帮助他很少,却于心无愧。再举另一位,是同事龙君,孩子多,负担重,而几乎毫无所能,所以不是常常穷困,而是永远穷困,也就不断来,说是借几元钱。借,未必不想还,是必无力还。像这一位,我就不得不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给一点点钱,明知买饭不饱,买酒不醉,也就算了。不能这样草草了之的是大学同学李九魁兄,我们不只有学生宿舍同屋之谊,而且若干年,交往很多,相知很深。他用功,语言文字方面造诣不坏,可是天性有些迂阔,缺乏“处世奇术”,以致先则失业,继以离婚,只能困守一所小平房。我当然要帮助他,但现时回顾,未能向先贤子路看齐,什么什么都“与朋友共”。未能,原因的大部分是客观的,即囊中经常不充裕是也。
  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手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王艳云录入


《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回,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糊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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