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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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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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外调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令,这时他二十三岁,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 
  曹操在议郎任内,曾因从妹夫强侯宋奇被诛事,一度免官。由于曹操能明古学,不久复职。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意见,论列是非。当时朝政昏浊,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皇后父大将军窦武、太傅、名士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灵帝不能采纳。 
  光和五年(182年),灵帝下诏令三公举奏州郡官吏无治绩而为民蠹害者。三公倾邪,贪恋禄位,不敢得罪宦官,反而乘机受取贿赂,只把边远小郡一些清贫守法的地方官纠举塞责。曹操对此甚为忿恨,上书斥责三公所举,专回避贵戚。灵帝稍有感悟,责让三府,把蒙冤被诬的地方官拜为议郎。此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陷害。操知不可匡救,遂不复献言。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在镇压颍川黄巾军的战争中,做了皇甫嵩、朱的帮凶。被提升为济南国相,国有十几个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以前国相不敢检举,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震怖,窜入他郡。另外,操在济南还禁断淫祀,堵塞浪费,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贵戚横恣,曹操不能违道取容,屡屡干忤,也恐招致家祸,于是只做了议郎闲官。朝廷曾发表曹操任东郡太守,操不赴任,称疾返乡里,在谯县城外建筑住室,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自娱乐,养名待时。 
  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他虽屏居乡里,当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灵帝,另立合肥侯时,曾征求操的意见,操以为废立大事,不能轻率行动,严词加以反对。芬等终以事泄被杀。 
  综观以上事实,可知在东汉地主统治集团中,曹操还是一个有作为、企图改善吏治的人,就是对刘氏皇室,他也想维护匡救,只是东汉王朝已经从根腐烂,无可救药了。 
  (2)占领兗州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当酸枣等地的讨卓联军已经离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挡,曹操乃引兵进入东郡,在濮阳打败了白绕农民军,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操以东武阳为郡城(今山东莘县南)。 
  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于毒等农民军趁曹操引军去顿丘的时候,进攻东武阳。曹操闻知,并不回军援救东武阳,而西入山攻农民军本屯,操手下诸将认为应先还救东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于是继续西行。 
  果然,农民军听说本屯被攻,立即舍弃东武阳而归,途中遭到曹操阻击而致大败。曹操又在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打败了於夫罗的军队,于是东郡得以确保。 
  当年夏,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兗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接曹操领兗州牧。操进兵击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南)东,黄巾军奋勇抵抗,操初战失败,鲍信战死。后操屡设诡计,黄巾军受挫撤退,操追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县),黄巾军被迫投降。《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上几句记述,常为史家所引用,故应予以探讨。据《后汉书》卷74《袁绍传》载,建安元年(196年)袁绍给献帝上书有云:“黄巾十万,焚烧青、兗”,袁绍这里所说的黄巾显然即指以上自青入兗的黄巾,然而人数之差距却为十万比百万,究竟哪个说法接近事实呢?我以为“青州黄巾众百万”的数字是太夸大了,由于史料出自官方,对交战双方人数,常把多者说得过多,少者说得过少。如《武帝纪》注引《魏书》就把同青州军作战的操军说得过少,说操只“将步骑千余人”;还说其中旧兵少,新兵不习练;又说黄巾兵皆精悍,如此说来,青州黄巾人数既居于几百倍的压倒优势,且兵又皆精悍,操纵善于用兵,宁能“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据《三国志》卷11《国渊传》所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以上“黄巾众百万”的数字至少有十倍的夸大。仅从《武帝纪》就不难看到一些令人不敢置信的数字,如载同时俱起兵讨伐董卓的袁术及其他三个州六个郡长官,“众各数万”。在当时人民死伤离散的战乱情况下,六个郡国的兵力竟各达数万之多,是不合情实的。又如“诸书皆云操在官渡战役坑杀袁绍士众八万或七万”。裴松之以为“非其实录”。我们看书,应具体观察各种情况,不可根据片言只句,盲目相信书中数字。我以为青州黄巾军的人数应以袁绍所说“十万”为近是。至于操从青州黄巾中所挑选出来的所谓“精锐”者,在操军中究起多大作用?我以为也不能估计过高。当兴平元年(194年),吕布与操战于濮阳时,布“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操军阵乱,操本人几被活捉,说明青州兵是操军中的薄弱环节。据《三国志》卷17《于禁传》记述:当操军在宛受到降而复叛的张绣的突然袭击而致溃败时,青州兵乘乱劫人,被于禁加以制止。当官渡战役时,于禁只带领二千人“守延津以拒绍”。于禁为操手下五良将之一,所将士卒犹如此之少,青州兵自然不会更多,假若青州兵多于于禁所部,当青州兵在宛劫人时,于禁就不能那样轻而易举地“讨之,数之以罪”了。当然,曹操吸收一些青州黄巾加入其军队,无疑会使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并不能改变曹操军事集团为地主武装的事实。根据史书记载,操在起兵初期,除了其同族兄弟曹洪、曹仁、曹邵等领有家兵以外,其他地主武装,如谯县的许褚、中牟的任峻、钜野的李典、任城的吕虔等,都率领宗族、部曲数千或数百家参加。所以说曹操的军队还是以地主武装为骨干的。 
  操本人饶有雄图,他并不以占有兗州为满足。兗州为四战之地,各军阀对之亦虎视眈眈,所以一连串的战争随之而来。初平四年(193年),南阳方面的军阀袁术引兵进入州界,被操击败,逃奔扬州。 
  操父嵩于中平五年(188年)罢太尉官后,曾回谯县,因躲避兵乱,移居徐州琅邪郡。初平四年(193年),嵩又移家往兗州出发,嵩财物装满百余辆车,一路浩浩荡荡,行到泰山郡时,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嵩及少子德遇害。于是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接连攻下徐州十几个县城。陶谦退保郯县城(今山东郯城),操攻之不克,转而攻屠取虑(今江苏睢宁县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县)、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县,“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 
  兴平元年(194年)二月,陶谦告急于青州刺史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来救,曹操军食亦尽,乃引兵还。同年夏,操留荀彧、程昱守鄄城,自己再次率军攻徐州,一直攻到东海郡,依旧大杀,所过残破。当操疯狂杀人之际,兗州发生了兵变,操部将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合谋,迎接屯兵河内的吕布入兗州,操闻,仓皇奔回。 
  这时兗州郡县多响应吕布,只有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范(今山东梁山西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五十里阿城镇)三个县城由于荀彧、程昱、夏侯惇、枣祇等竭力保守,未曾沦陷,使操归来尚有立足之地。操一见程昱,就拉着他的手说:“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 
  吕布攻鄄城不能下,屯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泰山之道(此谓阻操由徐州还兗州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兵与布战。 
  这次操与布争夺兗州的战争是颇为激烈的:曹操首先于夜间袭破吕布屯于濮阳西的部队,尚未退还,吕布亲自率军前来搏战,自日出战到日落,始各引退。 
  操又进军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特烧毁东门,以示必死,而无反意。但在城中战斗,操被布击败,布骑兵遇操而不识,问:“曹操何在?”操指另一骑马奔逃的人说:“乘黄马走者是也”。于是布骑舍操而追骑黄马者,操乃得逃脱。这时东门的火还在燃烧,操突火而出,左手掌被烧。操回营,忍着伤痛,亲自劳问军士,以安人心。然后传令赶制攻具,复进兵与布战。双方相持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饥,布粮食亦尽,各自退军。操还鄄城。布到乘氏(今山东巨野西),为县中大姓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今山东金乡)。 
  这时袁绍使人说操携家居邺,其用意显然是让操去依靠他。操失兗州,军食乏,心中也有投绍之意。程昱劝阻说:“兗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大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操乃止。 
  战争和屠杀,带来了人为的饥荒,这时谷一斛至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为了节省军粮,只好遣退新募的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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