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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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5期- 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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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与广大作家建立关系、保持友谊、组约稿件。在这方面,严文井,包括韦君宜、秦兆阳,没有对我们作过任何暗示,没有对我们施加过任何个人影响,我们是完全自主自由的。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传统。对这一点,我非常满意。以我的感受,有的社、报、刊、人并不是这样。 
  我去看过刘白羽同志,自然不能不谈到出版社的情况,不能不提及社长严文井。文井同志得知后似乎有点儿敏感。我不明究竟。当我向他叙说了同白羽同志见面的经过,他说,你做些沟通也好,有利于团结。 
  文井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他的领导方法相当超脱、放手。 
  1977年末,我写完《昨天的战争》第二部回社履职,仍为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而这时,他竟授予我终审权。终审,按惯例,副总编以上的人才可行使。不讳言,这样器重,使我对工作责任心更强,积极性更高。1978年底或1979年初,我向文井诉说我的住房如何困难,是他亲自关心说话,我才搬进红星胡同。这房子由纸库改建,是简易型,冬冷夏热,毕竟宽敞了些。 
  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大学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 
  文井让我担任这个培训班班主任。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每个学员写一篇作文,由我讲评算开班第一课。 
  我不讲客气话,不回避我认为的每篇作文的缺点和毛病,有意地坦诚相告每位作者,希望给他们留下较深印象,激发他们认真学习。结果,我讲评后,不少人受不了,反应强烈。无奈之下,我将全部作文送文井社长审阅。他看过后,同意我的讲评,更坚定了培训决心。 
  这个培训班,整整脱产两年,重学了文学史、文艺理论等大学本科多门课程。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受培训的同志,现在,有的成为知名评论家,有的成为得力编辑,有的成为行政管理骨干或其他出版业务内行。 
  现在讲人文关怀,这些同志如果抚今思昔,该理解当年培训的人文价值有多么大了。我想说的是,文井同志若没有进过延安“抗大”和“鲁艺”,可能是另一种思路。看看当今企事业单位如何招聘,这个培训班可称为延安模式了。 
  “文革”动乱中断了中国作协的工作。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穴含戏剧、音乐?雪先行恢复业务。从1973年到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前,人文社成为全国作家注目的中心和园地。为复苏文学生机,人文社于1979年4月在友谊宾馆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 
  会前,文井找了我们两三个人酝酿他在会上讲些什么。经过交流,他准备了一篇主旨发言,在开幕时讲,让大家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时,请茅盾先生到场,并将女作家竹林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穴由我缩写?雪、冯骥才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穴由李景峰缩写?雪的故事梗概,提供茅公。茅公肯定了两部作品,说《生活的路》“希望更大些”。 
  文艺的思想解放有个过程。没有这样聚会的促进,《生活的路》不会及时问世,而此前,由于在人文社意见不一致,《铺花的歧路》由我推荐给李小林在《收获》刊出。 
  友谊宾馆这个座谈会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严文井作为中国作协老领导是当然代表。这次会议的选举,给若干方面留下遗憾和不愉快。我对文井留下的印象一向是:他言语谨慎,凡全社开会,尤其是政治性会议,他总是写在纸上,宣读一遍。给人的感觉,他对“文革”心有余悸。三次作代会后的某一天,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极为罕见地他说出这样的话:“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对待我。我以为他们至少会安排我成为一个书记处成员,想不到是这样……”我对文艺界情况了解太少,对那次会议也懵里懵懂,不能应对他的慨叹,只觉得他可能真是憋不住了。转而谈了什么,至今毫无记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觉得他精神上多了些郁闷。 
   是这之后还是其他时间其他事由,他告诉我,贺敬之同志来看过他,只这一句话,未讲内容。我自然也不能问。 
  印象中,文井不爱串门,似乎从不串门,下班之后只要去他家,他准在。有一次,他出访归来,拿着两件纸尺类小玩具,来到红星胡同我家给我的孩子。我让孩子们称他爷爷。现在得知,他比我父亲早生一年。他这次串门,我十分稀罕。 
  1980年前后,记不起什么背景何种原因,文井在社里很忙很累。好像是1982年吧,他竟劳累得有了脑中风迹象——舌头不灵便,嘴唇闭不拢,说话有些困难。大家劝他休息,他还撑着。终于,有几天,他反复说:“不干了,我不干了!”之后,好像是由韦君宜与北京市联系,他住进了宣武医院。 
  我去医院看过他,交谈之间产生某种灵感,不久写出一个短篇小说——《舌头》。 
  文井以写童话著名。但在同他接触中,我从不记得他讲过哪一个举世皆知的童话作家。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他家,他很郑重地说他重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赞叹写得真好。受他感染,我也重读了《老人与海》,并在想,文井赞叹《老人与海》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童话是幻想世界,《老人与海》才更像他必须面对的现实人生? 
  一次,在东总布他的家,谈起我的家乡,他说,我的《小溪流之歌》就是在你的家乡孕育出来的。这令我深感荣幸。 
  我的家乡的确河渠纵横,犹似小江南,只不知文井同志于抗日战争的哪一年在那里活动。 
  文井离休后,很多时间用来听音乐,与贝多芬、莫扎特等等大师为伴,在他们的乐曲里作精神漫游。此种境界和况味,难以捉摸。 
  1987年炎夏时节,我身陷逆境。一天,打电话到文井家,想同他聊聊,真的只是想聊聊,并无什么事求他麻烦他。接电话的他的家属,明白拒绝我的拜访。这当然也是文井的意思。这件事,曾令我伤心,过后想想,也属正常。文井曾同我讲过“生存”,我若身负“罪名”,会影响他的安全。当时,只有秦兆阳同志给我写过一句话的一封信:“请你给《当代》写作品。”这封信令我感动至极,但我对文井同志仍心怀尊敬。我不能对别人要求得太多,我应该对自己多一些自知之明,对别人多一些理解。不过,因为遭到这次拒绝,给他写过信、通过电话、寄过书,在公共场所也见过面,却再没有去过他家。 
  这是一点儿遗憾。 
  文井说他是沈从文的学生。上世纪离休前的某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此事,并约我一同去看望沈从文。沈从文住在前三门某个楼里,我们到时,他正在写字,桌子上地下放着许多写就的条幅。我不知道文井与沈老究竟是怎样的师生之谊,看到他言语举止对沈老都很谦恭。文井提出求字,沈老让随便挑。文井选了一幅,我也选了一幅,至今珍存。 
  刘真的儿童文学小说《我和小荣》,在上世纪50年代很红过一阵,我曾羡慕刘真写得真好。1982年一起访问朝鲜,刘真对我说这篇作品是严文井帮她修改的。当我把刘真的话反馈文井时,他只是满意地笑笑。 
  我想,在数十年的文学历程中,在《人民文学》杂志、在《当代》杂志、在文学讲习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文井同志点拨、指导、启发、扶植的人,绝不止一个刘真,这些人都会记住文井的善意和恩德。 
  在人文社,大家都习惯称“文井同志”,我这里还真改不过来。 
  八宝山告别时有几个大字:“他还在路上”,很有意思。 
  文井同志还在路上,在他的作品里,在读者的心灵里。 
  2005年7月30日 



杨志下岗与牛二
谈 歌 
  谈歌男,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中短篇小说《大厂》、《天下荒年》等。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杨志的绰号:青面兽。大概是一个面目凶猛的男人。人不可貌相,此人出身高贵,是宋朝开国将军杨继业老令公的后人。可到了杨志这一代,也就没落了。杨志没有达到祖宗那样辉煌,他只是国家的一个小公务员。他的任务是给地方官员武装押运花石纲(什么叫花石纲,书里没有注解,我想大概是一种建筑材料,皇上弄去搞室内装修用的)往京城里送,这是一件长途押运的工作,挺辛苦。他干过多少次这种辛苦差事,书中没有交代。可是这一次却出事了。半道船翻了,花石纲也都沉了。得,杨志的饭碗砸了。 
  那时候的公务员制度似乎不像现在这样宽松,放到现在就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就是翻船了吗?你杨志又不是故意的。这是自然灾害,不可抗拒的嘛。行了,你检讨一下调动工作就是了。那时的干部管理制度似乎挺严格,出事儿了?下岗。没商量。杨志便是没有差事了。这失业下岗没工作的事儿,自古就不大好办。下岗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不是什么杨老令公的后代,反正你们家现在没有掌权的。如果有掌权的,你杨志能下岗啊?这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你想想,杨志也不算七老八十了,总得找个职业啊。可是工作不好找啊,他得钻钻门路,于是,他就来到了东京。东京是什么地方?是大宋国的首都啊。全国的干部任免,都归这里管,就业的路子比一般城市多。杨志想谋个差事,只能来东京试试。用现在的话说,他到首都来发展了。 
  曾经见过一篇评价《水浒》人物的文章,严厉地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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