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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透露，高晓声的妻子文盲不说，也不是一个温文温雅温柔的人。
在温州，林斤澜对高晓声的妻子说：“晓声有肺病，可是喝的是慢酒，又多，这不好，你要劝劝他。”不想高晓声的妻子回答说：“只管喝吧，喝死了当算！”
她还对林斤澜说到丈夫要离婚的事，说：“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死。他要离婚，我只有死！”说这个话时，高晓声在身旁，先是默然，而后忍俊不禁。
几年之后，林斤澜听高晓声说，“我离婚了。”
高晓声的妻子没有死。非但没有死，万万想不到，她又很快地结婚，而且男方比她还小了几岁！
林斤澜同我说这个事时，嘴张得很大，“哈哈，哈哈……你看，你看！”神情表示一万个意外，好像高晓声妻子把地球也同时吞下了。
家破了。林斤澜说，原来，他对亲生儿子的期望，比江南还大。他要儿子做一个大作家，鲁迅那样的，倘若没有法子，那就像他那样的，退一百步，他第一，儿子第二也可。这个事情复杂极了，不是高晓声一个人说了算的，物极必反，他的儿子并不怎么听父亲的，显得毫无艺术天赋的样子。儿子越教越笨，高晓声越看越难受，越看越痛苦。一天大哭，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后来的事实，高晓声的确是同儿子断绝了关系。临终时候，儿子来探望，高晓声竟然拒绝让儿子踏进他的病房里来！
儿子后来跟随母亲和后父到了日本，因为他二姐在东京卖水果，发了财。
与妻子离异后的岁月里，高晓声奇遇更多，美梦更大。他念念不忘那位早逝的妻子，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是写他和这个女子的故事。他总要在活着的女子身上，找到早逝的妻子的身影，找到原来就属于他高晓声的那份爱。
林斤澜说，十多年时间，高晓声密密有爱情故事。发生爱情故事，高晓声常常咂着嘴通报给林斤澜。最初在１９８４年，是一个研究生，这时“农民”高晓声５６岁，春风涤胸，怎么说都可用“乐不可支”来形容。最后是贵州一个大学里的教师，高晓声对林斤澜说，这个女人很可爱，就是不能结婚，因为她有妇女病。——这个故事我略微知道一些，领会得到高晓声对这个女人的确很爱。
１９９９年５月，高晓声一次给林斤澜打电话，要林马上写一篇评论捧他，而且马上发出。对这件事，林摸不着头脑，问：“嘿，你要做什么？”高只说：“这个……哈……再说再说……”再一次要林给温州方面打个招呼，他将带女朋友到雁山瓯水来“白相白相”，林斤澜说“雅兴雅兴”，便把这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便给高晓声去了电话，表示欢迎，问他行程，他说还不能定下来。聊了一回，我便说倘有散文随笔短稿，请支持《温州晚报》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他毫不犹豫地问：“稿费怎样？”我说论篇，一篇一百。他说：“我有，我有一篇。”他寄给我的这一篇，叫《创造美丽》，我联想相貌难以讴歌的高晓声，这篇短文怎么看都像高明的情书，或情书的附件，是劝导贵州女士的。我把它引在下面，拆开他的西洋镜，料想九天或九泉的高晓声，会狡黠地笑笑又点头的。
创造美丽
高晓声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很庞大、很复杂的物体，每个人对它的认识都微乎其微，即使是人类全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得到的认识也还是很肤浅的。然而这认识却非常重要，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或者整个人类，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就决定这种认识的程度。就个人来说，既然认识极微，那就不得不努力去学习别人？穴包括所有的人？雪的认识，这种认识就积聚在书本里，所以我们要读书。
一个人的形状好看不好看，那是天生的，但是皮肤里边的填料，却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庞杂，不是外形能够代表的。所以有表里不一的说法。虽有金玉其外，难免败絮其中？押漂亮的绣花枕头里边，常是一包铡碎的稻草。而西瓜的黑皮包里，切开来却满满都是大红瓤，手无抓鸡之力的弱者，竟是胸怀吐凤之才的高人。这一切不同的来源，就在于填料。采用什么样的填料是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做得了主的。所以结果是应该由自己来负责的。
其实，长期使用不同的填料，是能够影响他们原来的外表的。英俊、美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包皮，当它被常识难住时，蠢态就毕露了，当它染上毒瘾时，就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鬼。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读书，使知识越来越丰富、头脑越来越聪明、办事越来越能干的人，也一定会在他的外形上反映出来。显得愈来愈坚定、愈来愈矫健、愈来愈快乐，会使人觉得他才是真正漂亮的人。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的漂亮是上帝给他的，而年老人的漂亮是自己创造的。
林斤澜后来写的评论，题目叫：《寻觅清白中的寻觅》。我问林斤澜：“他的名气不小，要你立即写一篇东西捧他，他还有什么企图呢？”林斤澜说：“真是不明究竟。”我说：“他跟你都闪烁其词，我看和爱情有关，别的不好解释。”林斤澜说：“可能就是这样。”
“有妇女病”，“不能结婚”，高晓声还要爱得死去活来。可见，高晓声纯粹是在寻觅、建立精神的伊甸园，这使我有些尊重和景仰他。林斤澜后来的叙述，使我对高晓声的“爱”抱着同情甚至是怜悯的态度。
高晓声找爱找得好苦，比“李顺大造屋”艰难多了。激动和孤独总是轮流陪伴着他，他的脾气越发地坏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我又给高晓声打电话，问来温的具体时间。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他定在暑假时候。他的贵州一个大学的女朋友只有暑假才有空。
可是，这时的高晓声，离死神已经很近。孤身而孤独，孤独而孤僻，长期的动荡不安，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京，他很快就被人送到了医院里。
住了几天，病情不见明显变化。高晓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求从南京转到无锡。大家惊诧，很不明白，看看高晓声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但林斤澜明白，陆文夫明白：高晓声早逝的爱妻就是无锡人！
啊，他要做个无锡鬼！
高晓声气管已被切开，不能说话。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大的字，因为大，站在身边的人看得明明白白，那个字是：“家”！
那已是临终的事了。
叶至诚对林斤澜说“死了”的时候，高晓声当然没死。１９７８年，高晓声忽然出现在南京。他“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叶兆言语）。显然，这机灵鬼是在探摸政治气候和文学行情。很快，高晓声又出现在南京，这回，拿来了两篇文章：《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叶兆言说：“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嗦。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掉了。”
我想，为什么高晓声“脸上有些挂不住”呢？有可能是面子问题，更大可能是不以为然。文人的通病，是刚写的滚烫的稿子，不是《红楼梦》，就是《复活》，很不高兴别人指瑕。也可能是陆文夫看错了眼，因为小说中有些闲笔倒是精髓。但高晓声又无可奈何，他毕竟离开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太久了，他连自己看自己，都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地位，和陆文夫拉得太远了。陆文夫不容商量，不问意见，当面删他一段，可见当时的情形。
陆文夫对《李顺大造屋》，还有这样的回忆：“《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陆文夫从现实而不是从文学出发，高晓声的修改也是被迫的，但显得智慧。
他打响了。
他红了好几年。
当时多少人把高晓声说成是农民的代言人，农民的苦难、被动、无奈、愿望、满足……在高晓声笔下无不传神。契诃夫有个总主题，叫反庸俗；鲁迅有个总主题，叫反封建；高晓声说：“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他似有“摆渡人”姿态，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可是，电视台采访，问他写作的目的，高晓声竟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怎么了？这回怎么不崇高了呢？这不同日后的王朔一样了吗？
以我的认识，他的写作目的有别于林斤澜。林斤澜除了警世，还有为写作而写作的味道，惨淡经营，语不惊人誓不休，要把越多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做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