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先生显然对当下许多文学概论写法不满，他认为文学知识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重在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吵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比如，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起源之类问题，一般文学概论都是必然要专论的，本书却避开这些论题。龚先生认为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讲不清楚，还不如把精力放到讨论文学的功能以及文学欣赏中所引发的许多现象，其实这也都是在接近对文学基本规律的认识。该书所论涉的基本命题有文学的欣赏、形式、意义、功能，以及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诸方面的关联等问题，谈论领域很集中，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把有关文学理论最基础的问题都拎起来了。因为龚鹏程先生有一种理论的自觉，他给这本书的定位是向读者简单铺陈解说文学的基本知识，并希望读者有基本的了解之后，能够引发他们自己的思索，进一步去处理这些问题。该书的理论阐述系统不但简明清晰，而且是开放的，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很够用”，也很容易进入状态。这种学术普及其实不容易，深入浅出有时比放手做自己的文章要难得多。
据说台湾有不少大学已经选用这本书作为文学理论教材，不过这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教材，用流行的说法，又是理论“本土化”比较出色的专著。大概与龚鹏程先生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是从古代文学研究进入学界的，后来涉猎深广，但底子还在传统文学这边。该书虽然也目光开阔，学贯中西，不过更多的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吸取理论资源。全书各章节引证的材料，大多数都和传统文学有关。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对许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都绰有深思，自成系统，有些非后来所能及。龚先生处理和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资源时，态度是非常虔诚而审慎的，他不会采取常见的那种将传统文论材料生硬塞入西方理论框架的做法，更多的是让中西文论互相观照，而重心显然落在中国传统文论这一边。在西方文学理论大举涌入的现在，人们不是担心中国文论“失语”吗？这本书用它的实践做了出色的回答：传统文学理论资源可以和西方文论构成积极有效的对话。在我所接触的有关文学概论的专著中，就中西文论的互相观照而言，除了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龚先生这本书也是比较成功的一种。
当然，这本注重理论“本土化”的概论在格外关注传统文论的同时，如果能适当吸纳现代中国文论的资源，那可能就更加丰满，也更加能切入当下文学现象。无论如何，近百年来的文学现代化探求已经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小传统”。
龚先生写作喜欢独辟蹊径，而不太愿意照章办事，陈陈相因，因此总有许多新鲜的创见。比如关于小说的空间，一般容易理解为小说描写的地理方位或者背景等等，而龚先生认为主要就是人物与事件所依持的那个氛围，人物和事件就是从这种特别的氛围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看法显然更加贴切。又如，探讨诗歌评价问题时，碰到许多复杂纷繁的矛盾，该书重点纠正那种认为作品有永恒或不可磨灭价值的客观论者，及认为评价只是见仁见智的主观论者，试图从趣味、悟性与理性等方面探究诗评过程的某些共性，提出诗评活动的主客观交融的问题。这些角度与观点也都别开生面。
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比如讨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就指出文学史不是一般社会历史的文献史，也不等于是思想史。这种看法我很有同感。现今搞文学史研究的朝思想史“越位”的趋向比较明显。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在这个日益平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里，审美感觉与能力的培养更显重要。但许多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学会了“做”文章，却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感觉，中文系也越来越不见“文气”了。对文学研究过分注重操作性，而轻视艺术审美经验性分析的这种倾向，的确应该引起警惕。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又还是有分工的。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而文学史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一为“思想”，一为“文学”，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但各自的领域大致还是比较清楚的。一般而言，思想史要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学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做跨学科的一些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这无可厚非。但现在的情形是“越位”中有些混乱，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所以龚先生的提醒是有意义的。几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思想史能取替文学史吗》，谈到上述观点，曾引起学界讨论。现在读到龚先生的观点，深有同感，不免又多说几句。
我和龚鹏程先生交往多年，深感他是学界的性情中人，他的才情、学识加上批判眼光，常常能引起学术震动，引发思考和探究的冲动。两年前，我们聘请他任北大中文系客座教授，主讲中国文化史研究课程，大受学生们的欢迎。他的讲稿已经被列入北大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五讲系列），即将出版。现在他的《文学散步》也即将在大陆问世，相信也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并给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树提供重要的参照。
第4版 序二
第4版序二：逍遥论文学
黄维樑（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一定会影响到意义内容的构成。……就作家来说，也许他正因为能够善于运用“形式”这种工具而沾沾自喜。但其实，咳！可怜的作家呀！他只不过屈从于文学形式的规律罢了，谁能够把一阕黄钟宫声调的词曲，填成幽细缠绵的作品？谁能够使一首五言绝句，具有《楚辞·天问》般的磅礴与翻腾？谁能用散文追蹑整齐华美的姿采，一如骈文那样？谁敢突发奇想，用元曲写出《商颂》、《大诰》的风格？所以，形式不是工具，就文学作品来说，它是一切。文学，除了形式，还是形式。
龚鹏程教授的《文学散步》里，有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使人想起了陈世骧之论杜甫诗《八阵图》。陈先生说老杜这首五绝，抵得上古希腊一出悲剧——是静态悲剧。陈先生用二万言论述《八阵图》二十个字。夏志清先生读了陈氏大文，惊叹其博学高识之余，认为五绝这样的小品，无论如何不能与古希腊的悲剧相提并论。我想夏公之说应为公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不是说，悲剧应该有相当的“大小”（magnitude）吗？这正是鹏程兄上面所说的，一首五言绝句，怎能“具有《楚辞·天问》的磅礴与翻腾”？龚教授不是个形式主义者，然而，我和他有同感：管你是文雄诗杰，也难以不为形式折腰！
《文学散步》长十余万言，上面的引文，只是全书的一个“小节”。在这本甚具雄心以至野心的大著中，作者研讨的是“到底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何以可能”等文学的基本问题。本书正文有十九篇，纲目昭晰，本来可以用“文学概论”之类命名此书，而作者却用了“文学散步”为书名，原来是有步趋宗白华《美学散步》之意。宗著诗词绘画雕塑通论，从谢赫、王静安以至康德、罗丹，视野不可谓不广。宗龚二书相较，则后者之阔大，远远胜于前者。中外学者的文史哲名著广征博引、纵横评议固不必说，新近的学术期刊如北大出版的《文学史》，新近的美国著作贾克比（Bussell Jo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也在鹏程兄这只学术大鹏的视程之内——应该说在他的射程之内：这些都是他的学术猎物，得到后蒸炖煎炒，以美酒下之。
《楚辞·天问》以“磅礴与翻腾”胜，气势雄长。而这正好借来形容鹏程兄行文的特色，鹏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清代叶燮认为文学作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鹏程兄深然其说。他对简文帝“立身宜端正，文章须放荡”的论述大为赞赏。“文章须放荡”，他甚至认为不可能为文学下定义。英国浪漫诗人宗师华滋华斯虽然崇尚自然超然，他毕竟为诗歌下定义，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平静时忆述”（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recollected in tranguility）；鹏程兄是超级浪漫主义者，议论文学问题时发而皆中节，于平实中见精彩，时而“怒而飞”见惊人之语。我们听他这样说：相对于小说，“散文就显得较有后现代的气质”，因为它“去中心、放弃大叙事，祭鳄鱼、听秋声，登凌虚之台，临沧浪之亭，记卖柑者言，述捕蛇者说，某山某水，一箫一剑，纵情则或放歌，明道则在屎溺。……体无定质，藉吃喝拉撒睡以显其相；名无固宜，杂单骈诗歌小说而弗拘其类。”正激赏其独到而中肯之际，鹏鸟突然参差其辞、诡谲其语，以“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之势，陡然曰：
当然，把散文跟后现代性扯在一起，而且预言小说与散文的命运，是贻患无穷的事，必将引来诸多争论。这一点，我自然明白。但题目是本届大会决定的，我只是奉旨命题作文；而且，学者的本领，不就在强掰硬拗，以理论搞乱世界吗？论散文的后现代性，亦可作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