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在我的手掌里一片一片地捡饼干，我的左手也得以名正言顺地靠在她的腿上。我这样陈仓暗渡的时候，Mark杜根本没看我这边一眼，他背着手，面对图书馆，以自己佩服自己的语气夸张地陈述。
“离图书馆还有一米左右，电动门左右缓缓分开，看见威风凛凛的门卫，我的腰不由自主地挺直。科学家说，受外部气氛的影响，我们身体总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要我出示证件，我嘴不说心想你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的爷，哪来的证件给你？我连北大计划外的学生都不是。我想说有事找昨夜，他在家门上留有他在图书馆的字条。但我想大家都是年轻人，肯定谁也不认识谁。何况昨夜什么名气也没有，说来谅他也不会认识。灵机一动，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把我们彝家的一句短语一轻一重地对着他读。我本想说英语，但英语简单的意思从嘴型上都看得出。这些门卫一个个相貌堂堂，成天浸淫在浩若烟海的图书边上，近朱者赤的道理我当然懂。再说，北大的学生有助人为乐的传统，给哪个好事者撞见，岂不是露了尾巴？据说上次香港有个年纪轻轻就被教授们称作爷的戏子，在北大不就是栽在一个眼镜姑娘普通的提问？不容他回过神，我把这句短语倒过来念一遍，门卫显然给懵住了。这时正好有几个学生走出来，他叫住他们。不容他们清静耳根，我再把那句短语颠来倒去念了两遍，他们果然也糊涂了，给我指了指大堂左边那张办临时证件的办公桌。然后对门卫说，他好象是韩国人，大约是想办理阅览证。我一身冷汗谢过同胞，慢慢向坐着工作人员的服务台走去。我明白门卫在后边注视着我，所以像有钱人那样走得很慢很慢。终于靠近办公桌，我低低地向她打听办理证件的手续，工作人员没答话，指着桌上立着的镜框给我看，我一字字一行行地研究起来。等到我观察到门卫已经不再注意到我们这边，我放下规章制度，对工作人员说：噢，谢谢，便折身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刚好打开的电梯。门卫以为我办妥手续，工作人员以为我打听清楚出去了。这个小小的误会，我终于走进蜚声中外的北大图书馆。我本来想先找找当年毛润之先生办事的地方，但好几间门都关着。倒是看见过道里面放着几个国家元首的像。我溜进卫生间行完方便。然后一层一层地搜寻。人家那才叫用功哪，我看见几个同学伏在桌子上假寐，口水都弯弯曲曲地流出来了，可手上的书仍旧没有闲着。他们的大脑其实还在工作，根本没休息。相比之下，我几年大学都像是在睡梦中度过。过去听说马克思是在大英图书馆踩出小路，我还以为马克思不过是占了体重的优势，要不就是碰巧那正好是一块豆腐渣地皮。达利说，艺术不是再现可见，而是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你们当中有人到过我的工作室，对这种观点，我一向反对。今天所见，晚上回去我得重新审视自己。说时迟那时快，我误打误撞爬到五楼日本文学馆，昨夜，怎么说呢，他目不转睛盯着窗外。我在他身边站了半分钟，他也没有反应。那种一往而情深的眼光，说它会熔化掉窗子上的玻璃，我想也没有谁会表示怀疑。大家都知道，一个正确的思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被论证。我过去对那些愚昧的错误的观点常常嗤之以鼻。我从今天开始检讨。让苹果掉下来并让它砸在牛顿的头上，自然有它的道理。托密勒经过周密的运算得出太阳围绕地球跑，但大家都说这是谬论。其实用正确或错误区分观点本身更荒谬。我们在画布上再现半条手臂或者一个方块，我们高兴用什么色彩就用什么色彩，这些工作对一只排卵的蚂蚁一块弄碎的云来说，有没有意义呢？我说当然有意义。”
“别废话了Mark杜，你让大家听得云里雾里。我们也明白你自己其实也不知所云。那个据说在北京小范围地八面玲珑的男人说，我跟好多画家谈过你的观点，他们都不感兴趣。出名后再弄你的那一套吧，市场总是正确的。尽管它对某些人某些事而言显得极不公正。”
“是呀，我们还以为在图书馆有什么艳遇。”旁边有人插话，我没注意是谁。Mark杜回到安的身边坐下。他的主张找不到支持者。他又回到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他把手缓缓放在裆部，突然间我希望他做出点什么来。
我又记起安那暗红色的乳沟，那本暗红色封面的小说，那盏暗红色的台灯。
动起来吧Mark杜，你动起来的时候只有那么可爱了。
我怎么可能讨厌那种气味，也许我是需要某些声音。是的，我们应该翻出威尔第的第九钢琴曲作为背景。
别管它，人只有死亡之后灵魂才会显得重要。
每次我在坟地上撒野，我总是觉得离雪儿远，离父亲近。一个男人给我留下了丰厚的房产而我对他却只有外祖母强加的记忆，这怎么可能？
我第一次见到安，仿佛听到她说，我从三岁那年在殡仪馆就明白了乳房的含义。雪儿每次躺下都是我非法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找不到打开我的方法。所受的教育都是假的。这是我每一次破译了她身体之后所得到的收获。难道这一切二十多年前就被一个男人带走了？他甚而没有对我的母亲坦白？Mark杜或许知道这种方法，然而安没有躺下，他有所保留。
我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我看得出你想做Mark杜的姐夫，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亲戚。”安好端端的坐着，她俯身把话专门送到我耳朵里。
“是第三次。”我纠正她。
“是第二次。”她坚持说。
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困惑了我，我傻乎乎地说，“你瞧，我这记忆力，才开始就弄错了。”
两年前艾欣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化妆的时候我还在家乡鬼混，在那些无聊的财经评论上荒废着光阴。在一个女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我想通过另外一个女人来回报这种可以量化的感情？还是那具烧焦的身体？我恋恋不舍地摸着火红的披肩，艾欣望着我笑笑。
在我们穿过校园的时候，起风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走在艾欣身边，旁边跟着安和Mark杜，一伺艾欣的嘴巴闲下来，我便向她极有分寸地建议。
“别去全聚德，高不高，低不低的吃下来也不便宜。我有个亲戚在凯宾斯基酒店做经理。”
“那地方贵。”
“刚才我跟他通了电话，酒水五折，还免收包房费。”
“那当然好啊。Mark杜你可别跟家里打小报告。”
“姐姐也是，在北京总是把我当外人。”
“不过也得问问若地他们。”
“房间我都订下了。”
艾欣快速地扫了我一眼，她不再说话，小跑着到前边去。
这时候我暗暗松下一口气。我一直担心艾欣不领我的情。北京早就把她调教得比我想像的还要油盐不进。而我，的确不愿意由于某些小小的疏忽而造成类似擦肩而过的遗憾。夜间一个人裹在干燥的鸭绒被里，我每一根神经都渴望身边躺着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那天在世纪坛，在艾欣薄薄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我站在她亮晶晶的瞳孔里。这个奇迹让我激动万分，以至我邀请她们吃饭的语句结结巴巴无法连贯起来。从我记事以后，我眼前晃动的都是母亲。她坐在床边照本宣科讲解荷尔蒙以及纠正我在生理方面的某些不良习惯的晚上，我常常是越听越糊涂。第一次打开雪儿那基本上没有起伏的身体，我蹲到墓碑边低低地哭。它彻底地击破了我的想像，不像爱情，它更像家。而我更像一段记忆，更像一种合乎逻辑的死亡。如果你一直往后走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对这种理性的生活开始失望，当由一个温暖的乳沟而复苏了我对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不管伸过来的是手还是长矛，我都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那天艾欣和安穿过世纪坛底下的马路被公交车载走，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几年来到北京。现在，她答应了我，我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兴致勃勃地向Mark杜打听若地。
“诗写得棒极了。我认定了这个哥们。”
“他三年前就在追艾欣。什么进展也看不出，我都替他急。”Mark杜说，“他在四川鼓捣音乐，北京也真怪，好多人一到这地方全部变了。这个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是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
我对Mark杜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冲着前边喊：“若地你走慢点，有人要和你说话。”
风掀起长长的围巾顺便也吹乱了他的长发。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叉开五指梳理，一边抱怨着身上无休无止的静电。
“这种鬼天气，真要这样下去每个人头顶都得安装避雷针。”
我想告诉他都是化纤衣服惹的祸，但话说出来却变为：“Mark杜说原来你做音乐？”
“音乐？我更喜欢另外的说法，我做阿炳，就是拉二胡的那个阿炳。”他两手操在牛仔裤包里骄傲地说，“妈妈教了我十年，到北京放弃了。”
我感到惊诧。
“可是可惜，但是好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说话像是从书上抄下来似的。这样你习惯吗？”他迈着那种懒散的步伐对我说，“我这样说没伤着你吧！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这个时代丢失得最多的就是个性。你很好。”我讨好地说。
“你看你又来了。”他笑着说，只是眼睛仍然眯着，好象永远也睁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