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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无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五、解剖康有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