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 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 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 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l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
11 统治阶层支配的历史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ll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O 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 / 3 （或90 ％ ？ ）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 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O 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 ％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最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认为，作为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显露的许多品质都是由中国传统精神和习惯做法而来的。我们不必从未做大量报道的毛对母亲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与父亲的对立中，寻求他行为的秘密。实际上，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就被深埋在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支配了。
中国的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天子，他只遵从先祖、政体和孔教的遗训，不易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选任官员的最后决定者；选拔时，他必须权衡能力和忠诚，或根据手下官员的表现决定其命运。他的行为代表着王朝的利益，不受规则约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冷酷无情，官员们莫名其妙地被免职（有时反因为干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显位，就越祸福难测，也许今天还在行使权力，明天就铐镣加身，发配充军。这种帝王宠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员们尽职尽力的一种手段。
例如，管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 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绝密的“御览”情报系统。全国的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写在折子上的批语，也只交给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机构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员中安插了许多情报人员。
周恩来是个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无私地忠于职守，管理灵活、务实，具有一种感染、影响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备周公那种才智的人（大约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个小皇帝治理国家），才能毫无争议地稳坐新中国总理宝座达1 / 4 世纪之久。周恩来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号人物，并能自始至终地调和矛盾，达到妥协，脚踏实地，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当然，做到这些的关键是他从不冒犯最高权威，并能把他从偏激中拯救过来。当毛的运动把政府机构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周成为反对激进派的温和派领袖，这说明周也无法阻止毛领导机构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实权，两人组成了联合阵线。这段历史表明，周对毛、周联合阵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位领导人都是致力于摧毁旧秩序、创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这并不能使他们从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与传统做斗争，但当革命者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这种历史的延续不摒弃近期的新发明，例如，现在认为，人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完善，并信奉行为主义的浅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传统似乎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