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即全民皆兵”。到8 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 月31 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 月23 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 月，中国共武装了2．2 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达到疯狂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书中列举生动的例证，来说明1958年底席卷数亿人的生产热。在这一生产热中，连必要的炊具都被扔进高炉熔化；公社的农业生产也像打仗一样实行军事化；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翻番〔 其结果是粮食上交定额增加，以致农民自己缺少口粮度日）；深耕破坏了土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蠢行为，包括消灭麻雀运动。许多待收的农作物只好烂在地里，因为人们忙得没有时间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们已明显看到：生产数字浮夸；大炼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农民筋疲力尽，营养不良。麦克法夸尔这部戏剧性作品的高潮是“庐山的明月”，描写1959年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解放军的晓将和领导人彭德怀将军（他从不对毛献媚奉承）把责任归咎于伟大领袖。毛实施自卫反击，把彭将军打人冷宫。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与这场危机有牵连，他们在毛与彭之间只能选择毛。其结果是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大跃进，使这场灾难更加复杂，并使其成为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管理国家（政事）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摇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方法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的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这一问题至今基本上仍无答案。这些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毛很赞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史书记载，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礼仪性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妄想狂，杀戮重臣，威吓学者。我想，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
麦克法夸尔最后列举了一组可怕的数字，表明大跃进确实建起了重工业，但人力上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农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农业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于大跃进，在大跃进期间多死了1640万至2950 万人”。这一灾难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公社，……不会有大炼钢铁运动，……不会有大跃进的复兴”。精熟历史记载的政治家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但史学家也许还能补充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也就不会有毛。
此篇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4年1 月19 日的《纽约书评》。
19 山西一个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比尔·辛顿（注：中文名叫韩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还是个身材高大、开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义”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给革命的中国带去了博爱的集体奋斗精神和技术才能。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和才能，他母亲卡米莉塔·辛顿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创办过一所进步学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国，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职务是拖拉机技术员。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个工作组，对北京西南山西省武乡县黄土高原上中庄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调查。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辛顿广泛收集村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情况。村民斗争了地主豪绅——地主特权阶级，为每个人划定了阶级成份，把村里的财产平分，以创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辛顿于1953年最终回到美国时，美国海关总署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安全原因没收了他的笔记。辛顿花了5年时间和一大笔诉讼费，才把笔记弄回来。他后来于l96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的著作，书中描写的是外国人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中国农民革命最内幕的情况。书中援引了许多人的谈话，并对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时，比多·辛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国作为期7 个月的访问，包括对中庄村的访问。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共产党一个工作小组的观察员。但不同的是，这次协助他的是他的女儿卡玛。卡玛十分能干，天真活泼。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由女儿作翻译，比尔·辛顿的采访记录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许多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据这些笔记，写出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深翻》。此书描写了数十个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小计谋、爱与恨、希望与问题等，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翻身”的意思是转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 也就是新秩序下所发生的变迁。辛顿的前一部著作基调乐观，描写村民经过斗争，取得胜利，过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却较为忧郁，写村民如何努力想解决村中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的情况。它追溯了中庄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历史，这23年包括4 个连续的革命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庄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响。1948年后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集体化时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但此举却使共产党面临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允许一部分有胆识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富农经济呢，还是让每个农民都走向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毛力主实行集体化。集体化运动分为3 个阶段，包括互助组、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农民按照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后的生产队把农民的所有财产都买走，再按农民所挣的工分付给他们报酬。1956年以后，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没有人能认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为公有财产。中庄村整个村子是一个大队，下分7 个小队，其中6 个小队搞农业生产，1 个小队搞副业生产，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禁止向城市移民。此举使国家容易收购余粮，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
中国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过了一代人之后又引起人们的兴趣。邓小平推行的个人承包和家庭农场等新的“责任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现在我们又听说，村民在拆除集体设施的同时，把所种的树也砍了，学校的门窗也被偷走。
中庄村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是一场调动所有人力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群众运动。辛顿发现，村民对大跃进感到振奋。尽管大跃进未能持久，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了不起的运动。这种动员劳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做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作的一种努力。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电力学和应用力学。
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些做法太过火。猛烈的“共产风”使人们一味追求平均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则。不着边际的浮夸被视为巨大的胜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统计数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领导干部已变得昏昏然，脱离了实际。他们提出各种计划，并要求别人照计划办，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会招致失败。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