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记录了毛的故事。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一边。尽管蒋介石给予我们的回报与我们的投资相比甚微，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却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把延安看成发展的希望。但不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没有农民，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教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时期也可说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折磨、杀死了那么多仇敌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其为社会发展铲除了渣滓，解放了农民，恢复了秩序。
70年代，中美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原先中国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坏印象取代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人了新的时期：美国人像以往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希望，并出现了旅游中国的热潮。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对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道德模式产生影响的。从我们对相互移民的条约定而不遵，19 世纪80年代驱赶中国人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波价值观念牢固地束缚着。
有一点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更富有正义感。事实不是这样吗？以对人工流产的争议为例：为了避免人日剧增带来的饥荒（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让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希望以此将出生率降到1．7％，虽然这仍会带来人日增长，因为年轻人太多，但终将会使人口不至于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而趋于稳定：除此，中国人还能怎样做呢？作为这种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人工流产。
但是，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新的宗教崇拜和对新生儿（不考虑母亲）的崇拜之中。这种崇拜同圣灵感孕意义相同。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种诚挚的正义感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强力剥夺妇女所选择的人生权利。中国的极端分子想强迫妇女去流产，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想强迫妇女不要这样做。这此极端分子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为了维护各自虽然对立但义颇为相似的原则而相互争斗、美国人强调婴儿出世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的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占大多数的温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一种强大的现代国家物质文明的梦想，比第二种社会梦想更易于接受。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对后者却很少把它视为一个迫切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众多的中国农民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们必须创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政治体制。像龙一样拚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一章 新帝国主义观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1919年开始已酝酿了30年），这反而使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讨论。我想，我们至少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一个是推行帝国主义，一个是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享有一种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对此不满。今天，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由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列宁所称的那种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弊。从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耻辱，它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
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是指欧洲列强对别国的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实行殖民主义。19 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科学的启发，看出资本家或金融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是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人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参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欧洲人把中国某一地区划为他们的特殊领地，而我们只是就贸易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项“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代用词，至少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中提到的“中国的完整”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参与帝国主义侵略）列宁主义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因为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们并不完全依靠同中国的贸易、事实上，贸易额非常小。总之，用资本帝国主义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进行的1941—1945年的对日作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可以认为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些战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这一事实使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为不幸，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如何，强权政治和与之相生的军国主义精神似乎总是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而增长。里根政府的观点是，反共即“白由”，因而必须进行军事防御，这说明在强权政治竟争对抗的形势下，我们是缺乏远见的。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施加给中国的帝国毛义是－种扩张的表现。我们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具有扩张性。然而扩张是个中性词，不褒也不贬，既可以用来描绘我们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用来描绘非官力的传教运动。
01 鸦片的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以为近代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动。中西交往的大门就是以这种方式打开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这以后同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似乎都一样。虽然美国在一个世纪中同中国保持的友好关系以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需求的贸易利益与当时文明的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是近代持续了很久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责却被其经济利益冲淡了，以致鸦片贸易延续了百年之久。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进行定期贩卖。那些把鸦片贩到中国的人只是些私商，他们把鸦片运到海岸，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销售。1800年以后，中国人口过剩，时世维艰，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对此我们至今尚未认真研究过——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起初，中国吸毒成瘾者很少，但到19世纪末，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可以和印度竞争。沉溺于鸦片之中，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种灾难，因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从一开始，买卖双方就认识到由鸦片贸易带来的道德问题，英国议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曾六度就此问题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停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强调贸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国法律对英国人的保护的重要意义，但真正的动机是金钱——先是通过鸦片生意和在印度征税，然后是对英国进口茶叶的税收，这种茶叶贸易主要靠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
其次，看看进行战争的手段。战争起因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在广东禁销鸦片，限制英国人的贸易。主张贸易自由的鸦片商人威廉·查顿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计划并阐述了进行战争的目的。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受雇成了舰队的领航员，鸦片公司的职员成了翻译。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