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传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认为合适的人，都是他的好友。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显贵，对外国人来说形同陌路，文化、语言、社会的隔阂使外国人难以渗透到这些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但并没有外国人就他们与贝克豪斯之间的友谊提出疑问。他超越了文化的断层。
1910年，他通过欺骗结识了大船业公司的经理人约翰·布朗。1916年，通过和中国政府“谈判”，他让这家公司“为中国海军提供6 艘l0400吨级的海防战船”但就在那一年他从北京消失了，这笔交易也随之告吹。
与此同时，他还经营大宗中国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为英国公使约翰·查顿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国秘密购买武器，以便在欧洲与德国人对抗。买主是英国陆军部和吉青纳勋爵（英国陆军元帅）。鉴于贝克豪斯在不列颠和中国如此神通广大，他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一微妙使命（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反对中国出售武器）。很快，他报告说已经购买到几十万条毛瑟枪、来福枪，几百挺机枪、几百门野战炮，听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将军手里秘密购买的。他到处忙于协商、谈判，说武器要由长江“船运”而来交易一笔接一笔，英国出钱，满载武器的商船由上海开往香港。英国外交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舰护航。船停在福州，后因改道滞留在广州：
查顿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凯总统，但袁高深莫测地“假装完全不知道整个交易”； 在这种情形下，贝克豪斯用秘密报告和密码电报甚至包括德国人向袁发出的“外交抗议”，编造他的“天方夜谭”，这使英国外交部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查顿让贝克豪斯把整个经过告诉政府总揽财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惊说，他认为贝克豪斯被人骗了。查顿报告说：“很显然，梁和贝克豪斯那伙人之间有分歧。”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顿渐渐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个骗局，好在无人知晓。
同时，创造力旺盛的贝克豪斯开始了他宏大的纸币计划。他为美国纸币公司“联系”了一笔秘密交易，欲使之成为“惟一一家印中国纸币达10年的外国印刷公司”。印钞数量据说迅速增加，在贝克豪斯4 次“私访”袁总统之后，印数已达到65 亿。1916年底，贝克豪斯亲自到纽约向公司汇报。回到北京，他递交了总统和首相签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镑的佣金，后来这笔交易却没了下文。最后，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监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家人把他保释出来。
由于这些事和许多类似的事件长年秘而不宣，使得贝克豪斯还能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他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中文图书藏本，包括15世纪初期珍贵的六卷本《永乐大典》。这部收有17000个条目的大典的确是无价之宝。牛津大学正式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被选为伦敦皇家学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兰德合著的第二本书《北京宫廷史话》（191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后来，他声称身体欠佳、眼睛有疾，结束了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辞去皇家学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后，他允诺向博德利图书馆赠送5．8 万册书，使这所“著名的宫廷图书馆”兴奋不已。这些书在从天津船运之前，必须先用马车运700 英里，送到甘肃西部的火车站。但博德利图书馆从未收到这批预支了钱的图书。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一骗局的话，可以从贝克豪斯为瑞士驻北京公使写的两卷粗糙的回忆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这是他1944年1月死于北京之前写的。这两卷回忆录再次提供了详细的证实琦善日记真伪的材料。贝克豪斯以色情的笔调详细记录了琦善和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长期的同性恋生活。贝克豪斯估计，他看见过琦善为慈禧提供性服务大约有15O 次到200 次。这些想入非非的推测细节和这个荒唐故事一道广为流传。《北京的隐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内幕，还因为其构思像本侦探小说。特里沃·罗伯先生是个熟练的叙述者；他能吸引住读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他认为，贝克豪斯富于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贯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骗“取决于个人的魅力……坦率真挚……外在真实……实践的韧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细节描写”。当然，还需要一种写作方法，使他成为惟一的记录者。
至于他的动机，我们只能推测。特里沃·罗伯先生把贝克豪斯看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假绅士，他厌恶教友会的中间阶层，受到了“19 世纪90年代‘唯美主义’、性狂热以及目空一切富于进取思潮”的影响。在这种“空虚”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之下”，他背离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国，最后向法西斯主义发展。乔纳森·斯宾斯教授的英文评论《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学增刊》1976年10 月29 日）进一步提供了说明他的动机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 岁就死了，以后又生了一对孪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纪念，后出生的这对孪生兄弟受人宠爱并很有作为。在前面的开头一段，我曾试图证明，北京的社会环境如何能培养一个粗俗的年轻人的脾性——他会讲两国语言，这能使他很快进人一种有两种文化的双重生活。
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宾斯先生评述了贝克豪斯的计划中体现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特点——国家政权和商业公司的天真、无知和“一时糊涂”。虽然《北京的隐士》找到了了解许多问题的线索，但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显然很不够。如特里沃·罗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脱瑞特的《中国人》滥用了《北京宫廷史话》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责：布兰德以起诉相威胁，使麦克米伦在拉脱瑞特不在的情况下刊登了 《一份自认为过失的道歉书》。（这使人们想到，在50年代《中国人》出版后，罗斯·科恩在《中国活动家》一朽中坚决把同样的材料删去了。）布兰德和贝克豪斯对历史的贡献需要重新估价和综合认识。
汉学研究当然是爱挑剔者的乐园一位叫“邮传部先生”的人，听起来使人怀疑为是“邮电部张先生”； 这显然被弗兰奇勋爵曲解了。再者，虽然琦善日记被说成是“非常难认的‘草书'”，但基本中显示的部分更像较易认清的行书。在多大程度上，贝克豪斯参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从中国人那单得来的信息？他和荣禄家放有无联系？
特里沃·罗伯很笼统地描述了他的材料来源，而且还列了75 个“资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学博士式的脚注。无疑，热心的读者将让他给予更多的指导。因此，他也许可以开办贝克豪斯工业。事实上，争议已经开始了。
特里沃，罗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图书馆检查藏书时，在巴赛尔机场得到两卷回忆录，他由此开始了对贝克豪斯的研究。战时帮助过贝克豪斯并委托他写回中忆录的瑞士公使雷恩哈德·霍布利博士 ；20 世纪30年代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寄生物学专家。（1933年，我的妻子威尔玛在那里为他编过一些文章。）他在1973年去世以前，准备出版回忆录，并亲自写了一篇后记，评估回忆录的价值并记录了他同作者的关系。在11 月到次年1月的6 期《泰晤士文学增刊》中，新学院的理查德·埃尔蒙先生和特里沃·罗伯先生就霍布利是否被贝克豪斯欺骗进行了3 次辩论，埃尔蒙为霍布利做了辩护。两位作者都引用了霍布利留在博德利图书馆里一般读者难以看到的后记，双方均直言不讳，这种论战显然是现代式的决斗。如果语言能伤人，那他们俩都会住进医院，而埃尔蒙先生肯定会在病危之列。所有的迹象表明，埃德蒙爵士将永垂青史。
此篇评论的是休·特里沃·罗伯所著《北京的隐士：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纽约，诺普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4 月14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骗子》。
06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面性
里根先生认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个武装精良的日本，这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日本的军事扩张。幸运的是，一个把刺刀熔炼成轿车的国家显然并不想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
两位经历不同的领导人——一个是内阁成员，一个是革命的参与者——的两部自传性著作论证了这种动力。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击时出于自卫写成的。陆奥宗光是1894 一189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外务大臣，宫崎滔天是世纪之交孙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陆奥和宫崎都认为，日本有督促东亚地区西方化的使命。19 世纪卯年代，与西方接触了4O年后，变革已使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纯朴和清白的，它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它的主要愿望是改造中国。确实，使孙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酝酿发动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启发，部分得到日本“怀有崇高目的”的泛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试图在大陆寻求一种冒险事业）。
宫崎滔天（1870—1922年）是个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相貌可怕的人，满脑子言过其实的思想，一心想为伟大的利他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倘若他能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找到它。他“怀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义衰退的一个证据。日本的武士阶层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