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学校政治部的副主任找钱国庆就此事谈了一次话。副主任的态度很和善，既没有责备也没有说教。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副主任说：“回去吧，没事了。以后外出喝酒最好别穿军装。”
钱国庆心里明白，又是父亲的身份和地位使他没有受到任何刁难。而胡安川的结局就没那么简单，他因在公共场所发表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受到了校方给予的行政记过处分。这还是看在他母亲的面上，加上时下的政治气候已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样浓烈和严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毕竟时代是在前进。
不久，军校组织全体学员收看了辽宁一位叫曲啸的大学讲师在电视上做的报告。讲师的演讲水平的确很高，煽动性极强，动人之处就有不少人热泪盈眶。这可能是钱国庆一生当中听过的最具魅力和说服力的演讲。虽说曲啸老师在历届政治运动中曾受到过令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冲击和迫害，哪怕是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以及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和至死不渝的忠贞、热爱。实在令人无比钦佩。相形之下，胡安川的思想境界和胸襟低得简直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但接下来各分队组织讨论，且每个人必须发言和写一篇观后感想的一系列做法就让钱国庆又觉得没劲了。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说：“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以上同学的发言，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完了？”分队长问。“完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他交上去的那篇观后感，加上署名和年月日总共不到一百字。
钱国庆一贯不求上进、玩世不恭、自由散漫的表现被父亲知道了。父亲的秘书曾来过学校好几次，听取学校有关领导关于钱国庆同学在校表现的汇报。每一次都让秘书非常为难，也令学校领导十分尴尬。据秘书讲，首长很关心钱国庆同学的入党问题。但由于钱国庆的表现实在是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差了很远，他的入党问题别说进到支部，就连小组讨论都没法通过。支部书记跟他谈过几次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费了不少口舌和心思，但直到临近毕业，钱国庆也没打算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过自己，哪怕只是伪装上个把月的时间，给领导和支部，也许还有他父亲一点儿面子。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是在故意让父亲难堪。
“国庆，你真的不想入党？”秘书十分疑惑地看着他。
“我没说我不想入党呀？”钱国庆也很疑惑地看着秘书。
“可眼看就要毕业了，你难道没有一点思想压力？”秘书又问。
“我干嘛要有压力呀？入不了就不入呗，干嘛非得入党呀？”钱国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国庆，你将来要提干、要进步，前途和未来是你自己的。就算你不为别人着想，为你自己，你也应该重视起来。首长非常……”
“别，别跟我提你们首长，我不想听别人跟我提起他。”钱国庆讥讽着说，“我是我，他是他，他13岁才没了父亲，我可是从生下来就没有……算了吧，我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你也不用这么累，跟我面前对牛弹琴。你回去转告你们首长，就说我钱国庆是根朽木，不可雕也。还是让他老人家把心思放在他老婆和女儿身上吧……”
第二章难以驱散的阴云 （4）
秘书很为难地走了。钱国庆知道，秘书当然不敢把他的原话转告给首长。
从军医学校毕业以后，钱国庆自愿申请又回到了西藏的驻军医院，他的入党问题也随之顺利地解决了。进藏以后，他选择了病理解剖专业，成了一名从事尸体解剖的医师。他原以为自己选择的职业能够帮助他从一种情感失衡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想法多少带有一点自虐的心态。天使的消亡彻底改变了他对人生、家庭乃至亲情的感受和认识，也改变了他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至此，钱国庆决心断绝和父亲的一切联系。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了那种虚无飘渺和自欺欺人的人情世故之中！在他孤傲冷漠和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深深掩藏着内心极度的孤独和忧伤。他把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如数地寄给了姨夫，以后每个月他都把工资的1/3用来孝敬可怜的老人。尽管他知道，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未必能够改善姨夫的处境，但他必须求得一份良心上的安慰，直到姨夫去世。
钱国庆参加解剖的第一个尸体，是一个死在拉萨监狱里的汉族老囚犯，狱方初步诊断为脑溢血。为进一步证实犯人的死因，受地方检察院的委托，钱国庆在科主任梁老头儿的带领下参加了对其死因鉴定的尸检。结果当场就出来了，犯人死于内囊出血（俗称中风）。由于是犯人，解剖结束以后，并没有对尸体做过多的清理。热情的狱方和检察院的同志们准备了一顿便饭，招待梁老头儿和钱国庆。因是第一次经历动手解剖尸体，这顿饭钱国庆几乎一口没吃。他借口上厕所，离开了饭桌，其实就是想回避那桌令他恶心的饭菜。当他路过刚才解剖犯人的病房时，他透过窗户看见老监狱长正在用清水和棉布，仔细地为尸体清洗血污，脸上的表情竟是那样的沉重和忧伤。他觉得非常奇怪，且百思不得其解。出于好奇，他走了进去，鬼使神差，他竟跟老监狱长搭上了帮手……
“钱大夫，你就别沾手了。”监狱长说。
“没关系，我帮您一起收拾吧，”不知道为什么，钱国庆对这位监狱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敬重，“这还是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例尸体解剖呢。”
……
监狱长告诉他，这个犯人曾经是自己的同事，也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不幸被国民党在西藏的残余土匪俘虏后当了叛徒。后来成了这个监狱囚龄和刑期最长的罪犯。当年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不满10岁的女儿。他自己经受住了无数的酷刑拷打和折磨。但当他面对禽兽不如的国民党土匪对妻子和女儿实施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种种兽行时，他彻底崩溃了，他以出卖党的机密作为代价，换取了为母女俩求得一死的条件。西藏解放以后，他是主动投案自首的，请求党和人民对他进行审判。他想以死来求得党和人民对他罪恶灵魂的宽恕。据说对他的死刑判决之所以最后又改为无期徒刑，是当时一位关键的部队领导为他说了话，理由是应该将其留下来做反面教材（后来钱国庆才知道，这个刀下留过人的关键领导，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任某部执法处处长）。20多年来，老监狱长和这个犯人朝夕相处，作为一名立场坚定的老共产党员，对叛徒的鄙夷和敌视是永远消除不掉的。但作为一个同样也有妻室儿女的普通人，监狱长时常扪心自问，如果被俘的是自己，他会怎么做？犯人临死前，拉着监狱长的手，一个劲儿地谵语念叨：“……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孩子她娘……”
临了，老监狱长冲着尸体喃喃地说：“走好吧！你这一辈子也不容易。现在好了，一了百了啦。去跟老婆孩子团圆吧！”
这个叛徒的故事给钱国庆本来就不豁亮的内心世界又增添了一层难以驱散的阴云。
随着以后解剖的病例多了，钱国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虚弱了。每当他摘下满是血污的手套走出阴森幽静的停尸间时，他总是习惯地抬头望着天空，如果这是个晴朗的日子，他的心情会很快恢复常态；但要是赶上了坏天气，他会很沮丧、很压抑，而且很容易陷入对亡灵追忆的怪异心态。也许是因为他亲手解剖的第一具尸体，那个给他本来就脆弱的神经带来了强大冲击的悲剧故事，导致了后来他对每一个经手解剖过的尸体都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复杂情感。那张用水泥砌成的解剖台上，浸透了无数死亡的印记和哀伤，凡是躺在了这里的人，无论他（她）生前是干什么的，平凡或伟大、聪慧或愚笨、美丽或丑陋、善良或邪恶、高贵或卑微、幸福或苦难、富有或贫困等等一切都变成了淡淡的青云，随着死亡的挽风飘散消失。死者的生平往往会成为解剖医师们在解剖台上的闲谈话题，每一具躺在这里的躯体，都能讲述一段他曾有过的或喜或悲、或苦或甜、或长或短的人生里程。钱国庆解剖过的尸体有军人也有百姓，有老人也有孩子，有英雄也有罪犯，他无法相信这些曾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所拥有的灵魂一旦随着躯体的消亡而不复存在。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对亡灵是绝对尊重而又畏惧的。
后来他把那个“叛徒”的故事讲给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回来的季有铭，没想到季有铭说：“既然都当了叛徒，丫就该跑得越远越好。傻逼还呆在这儿干嘛呀？！”
“就你这种人，要是在战场上让人给活捉了，你狗日的肯定当叛徒！”钱国庆说。
“哎，你还别小看人，哥们儿当时在裤腰带上还真捆了个手榴弹……”季有铭停顿了一下，苦苦一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妈的，那份罪哥们儿肯定受不了！”
季有铭从前线回来以后，成了军区的宝贝和首长们眼里的红人。尤其是他居功而不自傲，主动要求回到西藏部队的壮举更是博得了军区上上下下的高度赞扬。钱国庆却认为季有铭这一哗众取宠的举动带有明显投机成分。季有铭没有理会钱国庆的冷嘲热讽，他既不反驳，也不否认。这是钱国庆自认识季有铭以来很少有过的现象。以后钱国庆又多次一本正经地问过季有铭，其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五花八门，没有一次是重复的。西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