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借着黑夜设法脱险。
但等待也需要体力，也需要设法维持自己那半昏迷的知觉，用顽强的意志坚持等下去。就是对彼沃瓦罗夫这样健康人，这也是不容易的。掉在德国人眼皮下这个陷阱里要控制住神经，并不那么简单。中尉一边想，一边注视战士在澡堂里来回窜——只见他一会儿走向墙上的窗口，一会儿走进四壁漏缝的更衣室。他神色惊慌，伊万诺夫斯基每一次看他，都以为：德国人来了！
然而，大概是为了安慰指挥员，也安慰他自己，彼沃瓦罗夫不时地说出声来：“有人来到小路上……象是往井那儿走。对。象是个大婶儿提着水桶……”
过了一会儿，又说：“噢呀！他们出来了。不，停下了。站在那儿……往一个什么地方走了。”
“往哪儿走？”
“鬼知道，一间木房挡住了。”
“没有事，别紧张。他们不会到这儿来的。”
他没有去向战土要白己的冲锋枪，他想，万一有事，战士使用它更便当，何况他自己还剩下一颗手榴弹。现在，他不能没有手榴弹。他从腰带上解下来，放在长凳旁。头旁边一支步枪紧靠墙放著。一切就绪，剩下的只是耐心等待成功了。
“他们进来，就要呆在这儿。”彼沃瓦罗夫说着，向窗口走去。“当然，我们也……”
中尉知道彼沃瓦罗夫没有说完的意思，突然问道：“你想话吗？”
“活？”战士几乎吃惊地说，并舒了口气，“那当然不坏罗，但是……”
正是这个“但是”，它象该死的魔鬼横挡在他们年青的生命面前，怎么也甩不掉。从那个难忘的星期天的早晨起，世界被无情的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生，充满着天真幼稚的但正是人们特别重要的欢乐；另一半是过早的可恶而又可恨的死。一切都从这个“但是”开始，不管往后在任何糟糕的情况下发生什么事，始终都要碰上这个可怕的“但是”。要想避开它，瞒过它，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战胜它并延长生命，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就要劳累和痛苦……毫无疑问，为了活下来，就应当胜利，但只有活下来，胜利才有可能，——战争使人们面临达该死的因果循环的命运。为了保卫生命，保卫祖国，就要消灭敌人，不是消灭一个，而是消灭很多，消灭得越多，个人和全体活的希望就越大。只有通过消灭敌人来求得生存——在战争中别的办法显然是没有的。
要是象现在这样他是否已经不可能再消灭敌人了呢？他只有消灭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他已经是不称职的战士了。无论他怎样安慰自己和彼沃瓦罗夫，也无论他怎样顽强努力，他不能不意识到：胸膛被打穿的人是不能上战场了。
“那么怎么办？难道就在这个澡堂里默默死去吗？”
不！就是不能这样！这样对自己、对这个他认为也同样非死不可的战士、对所有的自己人，都是可怕的、难受的、甚至是可耻的。只要活着，他就决不容许自己这样做。
他甚至被自己这种想法吓了一跳，他从短暂的昏迷与沉思中醒来。应当采取某种行动，可能的话，应当立即行动，宝贵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因为再等就可能晚了……
他翻来覆去地乱想，长时间地其思苦想各种可能的脱险办法，然而毫无结果。接踵而来的又是心灰意冷，孤独绝望，一筹莫展，他只有服服帖帖地耐心等待天黑了。
该死的村子！——他多少次这样自言自语，是这个村子害了他。天老爷不长眼，偏偏碰上那个狂喊乱叫的德国鬼子，于是对射起来，结果胸部中了弹……但那儿总会有点什么。那样寂静，那样隐蔽，无疑是人为的，靠严密纪律维持；要没有高级长官的权威是无法做到的。还有那天线……种种迹象表明，那里是个很大的司令部，甚至是集团军的军部，小司令部不会在大后方。要能打它一下该多好！……但怎么样打呢？飞机现在不能飞；等天气好了，司令部那还有个找？不正象我们找这个该死的弹药基地一样！
有什么说的，一开始就不走运，结果更不妙。要不是这伤把他的身体实际上给毁了，也许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可以设下埋伏，抓个舌头……可现在你怎么抓呢？现在倒是他自己可能被抓去当舌头，只不过从他那儿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话又说回来，只要他活着，而且他还有这一颗手榴弹（这手榴弹对他俩和这澡堂完全够了），德国人就抓不了他。看来，现在全部希望都在这颗手榴弹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来惊动他们，他们平安地呆在村边这个烟味呛人、又窄又黑的隐蔽所里。
现在彼沃瓦罗夫更多的时间是站在两宙之间，偶尔说几句从缝隙里看到的情况。可他现在不吭声了，看来，那边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中尉突然轻轻地问道：“你有母亲吗？”
大概，在他们现在的情况下，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彼沃瓦罗夫没有听明白：“什么？您说啥？”
“有母亲吗？”
“当然有啦。”
“父亲呢？”
“父亲没有了。”
“怎么，去世了？”
“倒也不是，”彼沃瓦罗夫含糊地停了一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要是她知道我们现在这样，说不定有多害怕！”
“妈妈好吗？”
“当然罗，”战土这样肯定了一句。“她就我一个。总是啥都为我。”
“你出生在哪儿？”
“我？就在普斯科夫附近。行那么个小城镇，叫波尔霍夫，您听说过吧？我们就住在那儿。妈妈在学校当教师。”
“你说，她很溺爱你？”
“那还用说？简直令人发笑。你要跟孩子们在一块淘气，那还了得！早饭不吃完．那也不得了；要是生了病，就更是大灾大难了！她会惊动全城的医生，给你喂上一个星期的药。当时觉得可笑……可现在，不觉得可笑了。”
“现在是不觉得可笑了，”中尉叹了一口气。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她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她一个。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亲戚。妈妈自己生在列宁格勒。革命前，她就在彼得堡住。她给我讲过多少彼得堡的事啊！……可我一次比没有去过！总想去。现在，也许只有在战争以后。”
“当然只有在战争以后了。”
“您知道，我没啥，我并不那么害怕，打死了也没有什么！只是可怜妈妈。”
当然应该可怜妈妈罗！伊万诺夫斯基默默表尔同意，其实，同样也要可怜爸爸，甚至象他爸爸——兽医伊万诺夫斯基那样的人，也是值得可怜的，他不很和善，也不见得十分聪明，喜欢和农民们闲聊，连年过节适当地喝它几杯。有时，他很象是一个被生活折腾得够呛、非常不幸、没交上好运的人。的确，别人家都有自己的妻子，她们照管饭食、生活和家务，尽管程度不—，但都总是心疼自巳的丈夫——当家的，而他和他父亲——伊戈里记得，却总是住一些简陋的小屋、半间小房、私人住宅；吃饭时，只是一小块猪油，一碗白菜，过夜的罐头，两人共用一个铝勺。对白已的母亲，伊戈里几乎没有印象，他也几乎从未问过父亲。他知道，只要一提起母亲，父亲就忍不住掉泪。在他的印象里，母亲跟伊万诺夫斯基一家的某种悲剧联系在一起，所以儿子甚至不知道，母亲是活着还是早巳去世了。其实，历来他了解，父亲对母亲的下落也未必比他知道得多。
关于父亲，熟人的评价不一样，伊万诺夫斯基对父亲的看法也经常有变化，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按自己的方式爱自己仅有的这个儿子，总希望他有出息，为他军人的前途高兴。高兴来高兴去，结果呢？六月初，伊万诺夫斯基在军校毕业前夕收到父亲的最后—封信；父亲在别洛斯托克地区，还是在那个边防队，而伊戈里被分到格罗德诺，由集团军干部处调用。他想，他们很快就要见面了。他甚至没有给父亲回信，后来想回信也不知往哪儿寄了。父亲在哪儿，是否活着？谁也不能给他回答清楚，而且找谁问去！看来伊万诺夫斯基同父亲的联系永远完了，任何相见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同雅妮卡也是这样……
说也奇怪，同姑娘那次可怕的离别，竟远比同父亲的很可能是终生不再相见的离别，更令人难过，不易忘怀。的确，在以后的战斗中，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他常常忘记了她，但突然在宿营的什么地方，在吉凶莫测的战斗打响以前的宁静时刻，完全意外地想起丁她，就心痛欲裂，他没跟任何人讲过自己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那短暂的爱情，他知道，而且感觉到，别人的痛苦也不比他轻。在战争中谁没尝过与爱人、母亲、妻子或者儿女离别的痛苦……离别令人痛苦万分，如箭穿心，而这种痛苦是谁也无法减轻的。
……似乎，他又陷入昏迷与沉思之中，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到了将死未死的痛苦时刻。当他醒来时，澡堂几乎已经沉没在苍茫暮色之中，他不再看表了。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变得更坏。他呼吸急促、微弱，清晨的冷战现在已被发烧出汗所代替。醒来后，他用目光扫了一下澡堂，看到彼沃瓦罗夫坐在窗子旁一个倒放的小桶上嚼面包干，窗户上布满了他的哈气，他一再用手套擦着玻璃。
“那边有什么情况？”中尉睁开的眼睛慢慢又闭上了。
“还是那样。这帮家伙还没走。”
他们还没走，就是说，村子闯不进去了。可是除了村子，现在他们还能往哪儿闯呢？在旷野上更不如在这个小澡堂里，在旷野他们会给冻死。但是在这个小澡堂里，他们也未必能等到好的结果。
真见鬼，现在正需要滑雪板了，可他们却白白地把它扔在那个村子里了。话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