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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灌木丛，战土们的滑雪动作有了节奏，小分队在灰暗的夜色中顺利地前进。没有星光的夜空象帐幕覆盖着冬天的旷野、灌木丛、树木、杂草，还有许许多多看不清猜不透的东西现出它模糊的暗影，前线的照明弹已经落在身后很远了，这里只能看见它在斜坡后面时隐时现的反光。
伊万诺夫斯基渐渐平静下来，尽管并不十分顺利，但开始这一段总算过去了，他们闯过来了。不过，谢卢佳克一直还留在脑海里。本来是可怜他，却造成这样的下场！要是他在，明天还真能用得着，他毕竟是个工兵嘛，又上了年纪．不是个傻小子，象苏德尼克那样。是呀，他本来最需要的正是工兵，可偏偏在工兵方面他不走远。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小分队趴在照明弹下面的当时，他甚至想打发一半人回去，只求一半人闯过来就行。
中尉已经很懂得，生活里并不是万事如意，何况还是在战场上。为了不吃亏，有时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去达到预定的目的，尽一切可能去跟险恶的客观环境作斗争。不然，你会把事情弄垮，自己也要完蛋。一般说来，战争对任何人都是无情的，但战场上最先死的是胆小鬼，就是那些比谁都更贪生怕死的人。话又说回来，勇敢的人死得也不少。战争对人们是绝对地一视同仁，决不是根据功劳来安排你的生死。人的命运在战时如此变幻无常，这是任何地方的和平生活所无法比拟的。为了生存，你任何时候也要紧紧抓住驾驭客观环境的缰绳，在任何甚至最坏的条件下努力把客观环境驾驭好。
这第一次相当荒唐的损失使伊万诺夫斯基痛苦不己。中尉虽然多次因为一心一意考虑夜间行动而忘记了其它一切，但没隔多久，他又重新陷入揪心般的痛苦之中，这痛苦在战争中是太常见了。不管他在五个月里多少次尝过这种叫人肝肠寸断的痛苦，也不管这痛苦有时显得多么平常，但要完全习惯它，是不可能的。在战争的这五个月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多少战友，对这种损失旱该习惯了吧，对它的不可避免也早该认可了吧。但不管你怎样去习惯它，有时还是免不了心痛欲裂，甚至想：与其把你亲近的人送进坟墓倒不如让自己脑袋去顶子弹，尽管脑袋是多么宝贵。
就连自己的好友——侦察员瓦洛赫大尉的尸体，他都没有能够埋掉。仅仅因为他们没有锹，而且连十几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德国人已经坐着摩托车从公路驶来。他和波格列布尼亚克一边回射，一边用斗篷把大尉的尸体裹好，撒上一层带雪的树叶草草了事。他们的指挥员就这样留在那遥远的斯摩棱斯克边界的森林边缘了。下一个是个中士鲁卡维僧，甚至没有能够把他从中弹的那个小山坡抬走，是德国人十分钟以后收走的。
一般说，在战争期间伊万诺夫斯基有人缘：碰到一些好人，最幸运的当然是碰到大尉沃济扬。他俩相逢在波罗夫斯克森林里一条展雾笼罩的小道上，中尉一见到他，不知怎么就立刻有了这种感觉。大尉双膝跪在地上，从口袋里往扔在青苗上的军帽里抖落什么，他身旁摊着一张地图，周围是侦察员，坐着躺着的都有。大家穿着绿色伪装服，只戴着船形帽，风帽聋拉在背上。只有大尉戴一顶大盖帽，中尉凭这个认准他是指挥员，所以走到跟前行了个军礼。
“指挥员同志，请允许报告。”
“请吧，”大尉微微一笑，那样随便，毫没有一点指挥员的架子，“如果你有什么，那就报告吧。可我们这儿只有烟末报答呀！”
看来，大尉还愿意开开玩笑，也许还想请他抽抽马合烟哩，但遗憾的是他俩的马合烟都抽完了。其实，中尉这时并没有心思抽烟。要能有点面包干或一块面包他会更高兴，因为他已经有两天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了。克鲁普茨一次夜战失败后，他与团失掉联系，陷入敌人的包围。突围后他带着十二个战土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寻找自己部队。但无论什么地方，他连团甚至师的残余人员也没有碰上。有时遇到些他不知道的部队的战士，但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前线一切都乱了套，我们和敌人搅混在—起。又过了一天，周围就只有德国人了，到处他都碰到德国人，或者看到德国人刚刚经过这里的痕迹；就这样在森林边的小树林子来回穿了——个星期，也没有找到什么出路。他没有地图，情况—点不清楚。路上遇到的那些红军战士提供的消息又十分矛盾。只有—点是清楚的：我军已经撤得很远，德军迅速指向莫斯科。在几次偶然的遭遇战中，他又损失了三个人，夜间丢了两个——也许是在黑暗中掉了队，跟上别的小分队走了，也可能情况更糟。他身边只剩下四个人了，只好钻进树林深此来到这个既无德国人、又无自己人的荒凉地方。突然在林间小道上碰上这个侦察小分队！
大尉还是从两个口袋里抖落出来一点儿东两，卷了一根又细又短的烟。其他人默默地、中尉觉得是含情脉脉、忧心忡忡地望着队长。
“打火机怎么样？没有坏吗？”大尉一面问，一面把翻出来的口袋塞回到蓝色裤子里。
“什么打火机？”——伊万诺夫斯基有点觉得奇怪。但立刻恍然大悟。
真有这么回事！一个月以前，他们参加卡沙契夫保卫战。一天拂晓，团侦察处长带着—个陌生的指挥员来到炮兵观察所，他头戴大盖帽，华达呢军衣上佩着“红旗”勋章。天刚亮，他俩就端起炮镜观察德军的一个什么目标，同时在地图上作着标记，然后在一起吃了早饭。大尉还请伊万诺夫斯基抽了“卡兹别克”牌香烟，点烟时，大尉注意看他的战利品——一个佛像打火机。打火机确实很有趣。轻轻一按弹簧，佛像的头顶弹开了。火苗也就出来了。
这个黑色佛像打火机没有坏，所以伊万诺夫斯基立刻掏出来，用大拇指按了—下弹簧。但这一次没有冒出火来，大概是汽油用没了。
“真有趣，真有趣。”大尉说，“可惜没有烟抽了。”
“我们也是，连烟末都没有了。”伊万诺夫斯基说。
他们的脸色又严肃起来，大尉穿上他那件破烂的短上衣。战争的严酷现实重又笼罩人们心头。
“倒霉多久了？”大尉问。
“从十七号那天我们在卡沙契夫挨揍以后就这样了。”
“明白了。那就—起走吧。我这张地图上面标了个缺口，看看能否从这里钻出去。”
他们又走了四昼夜，在德军战线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缺口，甚至连战线本身也没有发现。那时是深秋季节，树叶都掉光了，寒冷的雹雨过后，已经初寒料峭。大路上到处是拖车的进攻部队和后防部队的军车、汽车和越野车。战士们由于连日来穿森林走野地，加上饥饿，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有几个人开始受感冒和咳嗽的折磨。满身的疹子把中尉也折磨得不能消停。后来，一个侦察兵的腿受了伤，自己不能走，他们只好用木杆和雨衣做成担架轮流抬着他。他们因此走不快，但队长又不愿意扔下这个侦察员。
这是一个确实很有用的侦察员，姓费赫，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是个碧眼淡发的大力土。他的负伤很偶然。他们大白天进了村子，打算问路和搞些吃的东西，在街口就碰上了德国兵。从院子出来的德国兵被大尉一刀扎进脖子，倒下了。一看是个军官，沃洛赫按侦察员的老习惯首先抓他的行军袋，但军官后面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放了一枪，下他的子弹正好打在费赫的大腿上。幸好巴连巴科一梭子把这个德国人撂倒了。他们架起受伤的费赫逃了出来。费赫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下地走过—步，大概他的什么重要神经被德国人子弹打坏了，一条腿软绵绵地耷拉在那里。后来又出现并发症，发高烧。长途转移给这个伤员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绷带经常挪动了位置，伤口流血不止，费赫咬着牙，忍着剧痛，脸色越来越阴沉，心情越来越孤独了。
有一次，他们在长满小橡树的山坡上停下来休息。森林里各种阔叶树全都光秃秃了，只有粗糙矮小的橡树还随风摆动着那已经明显发将，但还象夏天一样浓密的叶子，簌簌作响。这里比较安静，橡树林子成了他们可靠的掩护。他们刚停下，侦察员们就倒下来休息；费赫躺在担架上一声不吭，疲惫消瘦的脸上表现出与世隔绝的神情。沃洛赫坐在他身旁，若有所思地用草根剔着牙。没有东西吃，也没有烟抽。有两个位察员为了给伤员搞点面包，找住户人家去了。
“喂，费赫，”大尉突然对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你扔下，我们一定抬你出去，一切都会好的，主要的是不要丧失信心。”
“还我手枪。”费赫的声音很弱，说得很慢。
两天来，费赫—直不停地要自己的手枪，沃洛赫怀疑会出事，所以把它从费赫的枪套里抽走了。现在无论跟他谈什么，开头和结尾都离不开还枪这件事。
“看，你又来了，我会还你手枪的。但先得把你送回去。”
“还我手枪，为什么拿走？这种关心有什么用？为了你良心好受点？拉倒吧，大尉——”
大尉知道，要把他说服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不特别劝他。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幻想，而且他们也不需要任何幻想。病情已无希望——这是费赫本人和全队八个人都清楚的。他的老朋友鲁卡维僧中士一路上尽力照顾他。但糟糕的是鲁卡维僧的能力太有限了，眼巴巴地看着费赫快要完了，但实际上一点也帮不上忙。他痛苦地坐在朋友的身边，用脏手巾拭病人苍白额头上的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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