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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2）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
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做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兹府二十七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
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分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1989年4月
选自《宗璞散文选集》
水？摇仙？摇辞
仲上课回来，带回两头水仙。可不是，一年在不知不觉间，只剩下一个多月了，已到了养水仙的时候。
许多年来，每年冬天都要在案头供一盆水仙。近十年，却疏远了这点情趣。现在猛一见胖胖的茎块中顶出的嫩芽，往事也从密封着的心底涌了出来。水仙可以回来，希望可以回来，往事也可以再现，但死去的人，是不会活转来了。
记得城居那十多年，莱与我们为伴。案头的水仙，很得她关注，换水、洗石子都是她照管。绿色的芽，渐渐长成笔挺的绿叶，好像向上直指的剑，然后绿色似乎溢出了剑锋，染在屋子里。在北风呼啸中，总感到生命的气息。差不多常在最冷的时候，悄然飘来了淡淡的清冷的香气，那是水仙开了。小小的花朵或仰头或颔首，在绿叶中显得那样超脱，那样悠闲。淡黄的花心，素白的花瓣，若是单瓣的，则格外神清气朗，在线条简单的花面上洋溢着一派天真。
等到花叶多了，总要用一根红绸带或红绉纸，也许是一根红线，把它轻轻拢住。那也是莱的事。我只管赞叹：〃哦，真好看。〃现在案头的水仙，也会长大，待到花开时，谁来操心用红带拢住它呢。
管花人离开这世界快十一个年头了。没有骨灰，没有放在盒里的一点遗物，也没有一点言语。她似乎是飘然干净地去了。在北方的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其寒彻骨的井水，井水浸透了她的身心。谁能知道，她在那生死大限上，想喊出怎样痛彻肺腑的冤情，谁又能估量她的满腔愤懑有多么沉重！她的悲痛、愤懑以及她自己，都化作灰烟，和在祖国的天空与泥土里了。
人们常赞梅的先出，菊的晚发。我自然也敬重它们的品格气质。但在菊展上见到各种人工培养的菊花，总觉得那曲折舒卷虽然增加了许多姿态，却减少了些纯朴自然。梅之成为病梅，早有定盦居士为之鸣不平了。近闻水仙也有种种雕琢，我不愿见。我喜欢它那点自然的挺拔，只凭了叶子竖立着。它竖得直，其实很脆弱，一摆布便要断的。
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点固执，是无与伦比了。因为固执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断。
她没有惹眼的才华，只是认真，认真到固执的地步。五十年代中，我们在文艺机关工作。有一次，组织文艺界学习中国近代史，请了专家讲演。待到一切就绪，她说：〃这个月的报还没有剪完呢，回去剪报罢。〃虽然她对近代史并非没有兴趣。当时确有剪报的任务，不过从未见有人使用这资料。听着嚓嚓的剪刀声，我觉得她认真得好笑。
〃我答应过了。〃她说。是的，她答应过了。她答应过的事，小至剪报，大至关系到身家性命，她是要做到的，哪怕那允诺在冥暗之中，从来无人知晓。
我们曾一起翻译《缪塞诗选》，其实是她翻译，我只润饰文字而已。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常译到很晚。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有时为了一个字，要争论很久。我说译诗不能太认真，因为诗本不能译。她说诗人就是认真的，译诗的人更要认真。那本小书印得不多，经过那动荡的年月，我连一本也没有留得下。绝版的书不可再得了。眼看新书一天天多起来，我指望着更好的译本。她还在业余翻译了法国长篇小说《保尔和维绮妮》，未得出版。近见报上有这部小说翻译出版的消息，想来她也会觉得安慰的。
她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业，那点译文也和她一样不复存在了。她从不曾想要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只是认真地、清白地过完了她的一生。她在人生的职责里，是个尽职的教师、科员、妻子、母亲和朋友。在到处是暗礁险滩的生活的路上，要做到尽职谈何容易！我想她是做到了。她做到了她尽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很少要求回报。她是这样淡泊。人们都赞水仙的淡泊，它的生命所需不过一盆清水。其实在那块茎里，已经积蓄足够的养料了。人的灵魂所能积蓄的养料，其丰富有时是更难想象的罢。
现在又有水仙在案头了。我不免回想与她分手的时候。记得是莱到干校那年，有人从外地辗转带来两头水仙，养在漏网的白瓷盆里。她走的那天，已经透出嫩芽了。当时两边屋里都凌乱不堪，只有绿芽白盆、清水和红石子，似乎还在正常秩序之中。
我们都不说话，心知她这一去归期难卜。当时每个人都不知自己明天会变成什么，去干校后命运更不可测。但也没有想到眼前就是永诀。让她回来收拾东西的时间很短，她还想为在重病中的我做一碗汤，仅只是一碗汤而已，但是来不及了。她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好，用两块布兜着，便去上车。仲草草替她扎紧，提了送她。我知道她那时担心的是我的病体，怕难见面。我倚在枕上想，我只要活着，总会有见面的一天。她临走时进房来看着水仙，说了一句〃别忘了换水〃，便转身出去。从窗中见她笑着摆摆手。然后大门呀的一声，她走了。
那竟是最后一面！那永诀的笑容留下了，留在我心底。是她，她先走了。这些年我不常想到她。最初是不愿意想，后来也就自然地把往事封埋。世事变迁，旧交散尽，也很少人谈起她这样平常的人。她自己，从来是不愿占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