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走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著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40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啊！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见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围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子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 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