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信劝她不能因小失大，她答应考虑，可没几天就拖着行李自己跑回来了！你说这人多幼稚……”
“她挺开放的吧？”
“大大咧咧的，娇气。”
“从小就这样儿？”
“嗯。”
“那可跟你正相反，不过脾气不一样的兄妹多的是……她漂亮吗？”
“……还可以。”
以后他就没有提到过这个妹妹了。他没有告诉我她元旦举行了婚礼，更没有告诉我母亲是他后母，妹妹也不是他亲妹妹。这些情况是他死后我才从别人那里陆续听到的。不知他为什么要隐瞒这种没有特殊意义的事实？别人还提醒我注意，与他一贯的表白相反，他的家庭并不和睦，他和后母之间有一道捉摸不定的很深的裂痕。
我曾经参加过那次集体拜访，吸引我的除了郭普云脸上那块白，便是他母亲不寻常的冷淡态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
面孔非常慈祥，保养得很好，然而皱纹不多的脸上笑容也不多，表面的客气后面藏着一种谈然的疏远。她推开郭普云的房门，探探头又缩回去，好像不小心进错了房间似的。我从那动作上读到一个暗示：差不多了吧。同学们也都是有心人，片刻之后便告辞恐怕不能说与老太太的表现没有一点儿关系。这恰好应和了我的想象，肯把儿子甩在医疗器械厂宿舍里而又不闻不问的，确实应当是如此这般的一个母亲。
她没有参加郭普云的追悼会。她的老伴儿，也就是死者的生父，同样没有参加。兵工厂路程崎岖遥远。不来是可以理解的。郭普云的父亲患有脑溢血后遗症，行动言语皆不便，不能看儿子最后一眼就更可以理解了。为了防止肿胀的肉体从骨头上松落，郭普云浑身上下缠满了纱布，只留下两只似睁未睁的眼睛。大老远赶来看这副惨景，确实没有必要。工厂在电话里也是这样劝两位老人的。不管他们的劝阻是否真诚，追悼会上看到郭普云孤零零地躺在那儿，他们一定感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死者旁边似乎缺了点儿什么。至少在我不幸过早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希望身边没有我的母亲。不能没有生我、养我而爱我的人。
以后我知道那是后母。我觉得我该明白那些事了，细想反而更加糊涂。依郭普云的为人品性来看，他不会阻挠父亲再婚，也不会由于眷念生母而故意把自己与后母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此外，后母刁难丈夫前妻之子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便是个泼妇，在郭普云的善良和忍让面前也会有所收敛的。老太太看上去绝不像挑畔成性的人。她很文雅。
但是裂痕确实存在。
我带着班主任到百万庄那个单元探访过一次。他的目的很明确，要找到郭普云生前的笔记，借到教导处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学生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则想以公谋私，躲在班主任身后捞取些意想不到的材料。
郭普云的父亲打开门，但没让我们进去。他拄着拐杖，嘴角有点儿歪斜，两只迟钝的悲伤的眼睛在门缝里瞪着。他嘟囔的什么无法听清，但神态却告诉我们休想再往里迈一步。笑容可掬的班主任顿时尴尬得要命。
“我是郭普云的班主任，来看看……”
“没有人！里面没有人……”
这次听清了。门也关上了。班主任不甘心，拉我在楼梯台阶上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等郭普云的母亲。他说老太太可能买菜去了，我说老太太肯定在屋里，不愿见我们，故意让老头子出来搪塞。他不相信，还说不该用这种愤世嫉俗的语言指责一个让悲哀笼罩的家庭。
他说：“我们应该体谅人家。”
班主任是个很可爱的人。他猜得很对，当我们失去耐心来到楼门口时，郭普云的母亲拎着菜篮迎面走过来，她认出了我。寒暄之后没有往楼里让的意思。三个人便站在草坪旁边的空地上讲话，那样子一定很怪。
“你们校领导前些日子来过了……”
“是的、是的。我是班主任，我代表全班同学再一次……”。
班主任老往身后瞧，似乎想给大家找个坐的地方。但老太太没有坐的意思，挽着一篮蔬菜直挺挺地立着，目光平静而专注。
“是这样，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工作，便于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我们想把一些事物彻底剖析一下。我们过去了解情况太少，现在的困难是……”
“我能帮什么忙？”
“我们想借郭普云的笔记看一看。”
“他记笔记吗？”
老太太反问我们，班主任一下子愣住了。郭普云有个谁也不让看的日记册，连赵昆都说没有读过。他平时公开的是个写诗的草稿本，里面记了不少格言，有些可能是他自己杜撰的。
借不到日记，借到这个草稿本也将就了。我骗老太太：“他经常记笔记，他让我读过其中一部分。我们保证对笔记内容严守秘密，看完马上还给您……”。 “没必要了上个星期六他爸爸一直躲在屋里烧东西，不让我进去看。烧了不少书，连灰都捣烂了，里面可能有普云的日记……请你们原谅。”
“……太可惜了。”
“就是没有烧，他爸爸也不会借的，我也不会借。普云的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们做思想工作用不着打他的主意……”
“对不起……”
班主任有点儿不自在，摇了摇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菜篮子夺到自己手里了，大概很沉，不胜拖累似的歪着一只肩膀。
我问了郭普云五月一日离家前的一些情况，老太太很耐心地回答了许多细节，似乎没有多大忌讳。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大概是因为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很后悔。问过之后就后悔了。
“郭普云平时跟家里有矛盾吗？”
“……什么矛盾？”
“他一个人住那边，很乱很脏……我觉得他是不是跟您……或者……”
“那是他自己闹的！他从来不和家里人说心里话。我们不知道他整天想什么，他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问，三十多岁的人了，自己完全可以管好自己，他自己不想好好过日子有什么办法……”
“他脾气很好。”
“你什么意思？”
“他好面子，您要用刚才那种口气批评他，他会受不了的……他跟您吵过嘴吗？”
“我是他母亲，该怎么批评他是我的事，做了错事就该批评……”
“他做了什么错事？”
老太太脸色苍白，班主任在背后扯我袖子，但我看到机会就在眼前，我得把它抓到手，不论自己将表现得多么愚蠢。
“大妈！普云做的错事跟他的死有关吗？他做了什么错事？”
“……我累了。班主任老师，请以后不要打扰我们，他爸爸身体不好，你们都知道，把菜篮子给我吧，我要上去了。”
“大妈，对不起您了！”
“别客气，我知道普云有许多朋友。家里待他一直很好，不信你们问问周围的邻居，你们可以随便敲开一家问一问……”
当然，这是完全用不着问的。
“普云……是个好孩子。”
老太太看看我，看看班主任，抱着一篮菜踱进了楼门。我们不怀疑老太太最后这句话。任何认识他并且有良心的人都会这么说。郭普云是个好孩子。这个评价的真理性是明摆着的。
对此表示不信任的只有他自己。他恶狠狠地把自己叫做小丑。
班主任惋惜那个被烧掉的笔记本，他一本正经地认为它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样充分地利用死者是否妥当，是否有悖人情。我比他强不了多少，也许更可鄙。我触了老太太的疼处，用郭普云缺乏照料的生活情景使她难堪。我还硬从她嘴里拽出一条线索，试图证明郭普云曾经做过难以被人接受的错事。我总感到，郭普云曾经十分狼狈地抗拒过一种来自异性的吸引力。与他和那位舞蹈教员的交往有别，这次朦胧的经历——很可能只是视觉上的心理上的经历——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罪恶感。
他的死离妹妹由东北归来半年多，离妹妹完婚刚好四个月。巧合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他七五年在与吴炎的艺术竞争中突然转入颓唐，那时距他父亲再婚恰好三年，这期间难道没有发生一些别的事情吗？他与众不同地淡视恋爱问题，当时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了。
郭普云的朋友之一，那位兵工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对我讲过一件事。事情本身像笑话，但是他讲得很严肃。我也觉得这个笑话不简单，它的趣味非常深奥。
一九七六年春节前夕，休假的郭普云到菜市场办年货。售冻鸡的柜台前人多手杂，他抢到一只鸡之后便被挤到或主动撤到人群后边。他站了一会儿，这时有人揪住了他的胳膊，不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被粗暴地拥进了柜台后边的办公室。工人民兵们指责这个文弱书生企图偷窃一只三斤二两重的母鸡。
他们抓住了他！他跑不了了！说，为什么偷鸡？不说送你到派出所去！胜利的喧嚣压没了郭普云的申辩。他说他是准备去交款的，但没有人相信他。最后菜市场通知兵工厂保卫科来领人。
郭普云？
偷窃？
母鸡？
兵工厂没有谁认为这个指控可以成立。郭普云的饭票是公用饭票，谁都可以抽几张，想还就还不想还拉倒。他经常几十块几十块地周济修建队生活困难的老师傅，大都是白给。这样善良的好心人会偷一只不值一提的母鸡吗？真是笑话！
兵工厂说服了菜市场，事件总算平息了。但工人民兵们直到最后还在坚持自己的理由：他站的地方离门太近离柜台太远，他们以后见到这种人还是要抓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抓错过。他们是内行，他们十分清楚一个胆怯的偷窃者的种种表现。
兵工厂虽然保护了他，但他已经饱受了人格上的侮辱和打击。他一蹶不振，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来。
“他脸色惨白，人都傻了，谁劝也没用，以后我们都不跟他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