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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在他零乱的小屋里，他郑重地告诉我他想写一史诗体裁的东西。他背靠团在床头的被子，两只猪皮鞋摇摇晃晃地蹭着床单，口气严肃认真。这副样子让我不忍心说出真实的想法，可让人说什么好呢？
“……构思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准备什么时候动笔？”
“……还没想好。这几天一躺到床上就看见诗，一行一行地过，韵压得特别好，想看看清楚，又什么都没有了……再不写，脑袋要炸开了……”
“那就写吧，等什么？”
“我也闹不清……老怀疑自己有没有写完它的能力，写一半写不下去不如不写，你懂得多，你说我该怎么办？”
“干脆甭写。”
他瞪着我，左手轻轻地揉着脑门儿。我不想打击他，可他六神无主的样子真让人受不了。谁也不需要史诗，对他更没用。现时代的人宁肯听胡言乱语或骂大街，史诗算个屁！
“想写今天晚上就干，写不下去了就玩儿去，别把它当回事。这个世上能写史诗的人早就死绝了，写不出来不是你的问题，写出来倒怪了……你得这么看才行。”
“你不了解我……”
“别来假招子，我太了解你了。你的史诗跟自传差不多吧？
你的经历再复杂，当史诗的主人公也不够格，太嫩了……“
“不提啦！哥们儿你不了解我。”
他的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那是刚刚得到的奖品。学生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组织征文，他得了全校惟一的一等奖。我没有应征，一是情绪不高，不屑作小打小闹的文章，二是怕万一评不上奖面子难堪。他上台领奖时面红耳赤，可见作此文的态度相当认真，对荣誉是敏感的。他撰写史诗的欲望可能跟这次小小的奖励有关。此外，世界文学课程恰好讲到拜伦一节，那些优美的叙事长诗唤起他的创作勇气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自信了解他，实际上依赖的只是这些琐碎的事实。不理解他创作史诗的人生根源，却盲目地加以贬讽。这是我难以原谅的又一个错误。把他看成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诗歌爱好者，与他渴望摆脱心灵压力的真实形象相距真是太远了。可惜，只是靠了他勇敢的抉择我才看清了这一谬误。为此我将尊重所有沉醉在诗歌里而又注定会失败的人。他们过多地分担了人类的痛苦，像郭普云一样。他们本可以活得轻松一些的。
但是，我或者别的外人可以承担的责任毕竟微不足道。桎梏了郭普云创造力的根本原因，是他自身的混乱。我一向认为诗人的生活即使不能井井有条，骨子里也应当维持某种清晰的坚定性。他应当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始终盯着自己的目标。郭普云缺少的正是这些。他思想的混乱有许多表面特征。
至少当我走进他零乱不堪的小屋时，便立即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巢穴，里面隐居着一位惰性十足的人。去过几次我就明白，写诗、恋爱等等，他没有一件能够干得成、干得痛快淋漓。他甚至不能利用单身汉的地位，把某个对他有兴趣的女人请进来，办点儿彼此都需要的事，哪怕他有这种胆量和相应的道德观，他能做的只有用混乱把自己埋起来，捂在有霉味儿的被子里重复那些折磨人的破碎思想。他拼凑这些碎片的结果，是把自己引向常人畏惧的绝路。他不支配这个房间，不能主动地让它舒适点儿干净点儿，这个房间就来支配他了，它用肮脏与压迫他的一切结合，最终把他赶了出去。
不知道换个人能否在这里居住。玻璃不透明，因为他长时间用煤油炉在屋里炒菜。家具不擦，看上去一层灰，摸摸却是油腻。老式大衣柜掉了一只合页，里面堆着袜子、手套、纸和他不时倒换的衣服，门扇像个秃翅膀似的搭拉在墙边。五斗柜上摆了足有几十件东西，布猫、铝勺、小闹钟、毛笔、旧信封、撕掉封面的刊物、针、药瓶，每看一眼都有新发现。桌子几乎看不出本色，空酒瓶和空烟盒让花生皮包围，瓶子里几口剩啤酒已经长了毛，烟头像白甲虫一样趴得到处都是。被子从来不叠，床单的蓝格子已成灰格子，黑不溜秋的枕巾一股袜子味儿。抽屉里是酒杯、筷子，再拉开一个抽屉是一团一团的废纸，写了一半的诗句或几笔潦草的素描依稀可辨。新的、旧的、破的书籍四处乱丢，窗台，枕头旁边、地上、锅盖上、被子卷里，哪儿都有。一切都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破败芜杂，像一座阴暗宁静的废墟。如果不是自感踏上了穷途末路，人怎么也不会无所谓无聊赖到这步田地。他已经跨掉，除了他自己恐怕没有人能挽救他。
这间房子在筒子楼底层，窗户向阳。但是让不知干什么用的简易平房挡住了。它是医疗器械厂的宿舍，母亲退休前是这里医务室的大夫。让他单独住在这里，他母亲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房子离百万庄的家有十几里，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去。儿子过得这样，做母亲的一点儿不能体察，或者明明知道而不予理睬，似乎也太漠不关心了。我暗示过他，他烫了似的不断表白，说母亲待他很好。说得太冲动反而不自然，叫人没法相信。况且，大龄的独身者与家庭没有隔膜的很少见，他们一般都拒绝别人的怜悯和帮助。那个外表还算慈祥的老太婆对郭普云的固执已经厌烦，索性由他去了。情况一定是这样的。所谓母亲待他很好，是骗人，也是骗他自己。
郭普云的死前蛰伏之地不适合居住，更不适合写作，却是饮酒谈天的好地方。专修班至少有五六个男人到那儿喝过酒。
去过的人都说他的菜烧得真是好，又说他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好像单身汉的生活很值得羡慕似的。
郭普云酒量不大，不喝白酒和果子酒，桌上床下一律是啤酒瓶子。空瓶子很多，说明他每天都要灌一点儿。有客人他也不畅饮，满满一杯子老也喝不净。酒一落肚，他的面孔会出现细微变化，不细看看不出来。别人脸白脸红，他变色的是那双大眼，眼白由灰转青，亮亮的像是瓷器。再喝几口眼眶就充血了，还是不红，淤了似的发蓝，最突出的是左眼下面鼻子旁边，有一块小柿饼那么大的蓝皮肤长时间不退色，好像叫人给打肿了。我以为那是睡眠严重不足，可他老是有意无意地抬手遮挡，我就怀疑那地方可能真有什么毛病。
“我这个人……老是不顺。”
他抿一口酒，伸手直接到碟子里抓花生米。手指头有点儿哆嗦，脸色也忧郁，硬撑出来的达观神态一扫而光，我听熟了他的叹息，也看惯子他酒后的紧张动作，但我知道他不会对自己的思索做更深入的说明。他像咀嚼下酒莱一样品尝心里的苦闷，不想让任何人来分享。不识相地追问他，只能得到一个淡然的重复，使质量极佳的啤酒都跟着变味儿。
“我，太不顺了……”
“你好好看看，有顺的吗？”
“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爱信不信，我碰上的倒霉事太多了……”
“谁都有倒霉的时候。有人混得越惨乐得越欢，有人擦破一点儿皮就哭起来没完没了。你大小爬了个宣传科长，你要喊冤别人就没法儿活了……”
“你不了解情况，趁早别说了吧？”
“那你到底哪儿不顺呢？”
“不说了……说了也没用。”
“不说拉倒，喝！”
我确实也懒得再问，总归什么也得不到，问得太馋倒使自己像个打探隐私的人，徒然增加他的戒备，彼此都无趣。不问了，他反而会不吐不快地抖落点儿什么出来。
“哥们儿笔头子可以，得帮帮我。”
“谁帮我呀？”
“你考过大学没有？”
他问得非常突然，眼睛瞪着一个地方，苍白的面孔像石膏模子。再凝固一会儿，这张脸恐怕要裂了。
“考过，语文四十多分，数学四分，政治九十多分，现眼现大了！”
“那些题咱们这样的不适应。”
“你也考过？”
“我总分差一点儿。”
“多少？”
他又哆哆嗦嗦地夹了两颗花生米，好像空气里藏着一只拳头随时准备揍他似的，目光惨淡地闪来闪去。
“差……六分。”
“是有点儿冤。”
“怪我自己，准备得不充分。”
“准备充分了得差二十分。老天没眼，该上的时候不让上，半截子人土了又把咱拉进来念书，一进教室就恶心得慌……”
“……六分。”
“这就是你的不顺？”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不提了……还有半瓶，你自己倒上，菜别剩下……”
他脊梁压着被子，两眼在天花板上找他想找的东西。除了灰尘和陈旧的蜘蛛网，那儿什么也没有。但它分明是块大方正的银幕，叫他看到一些悲哀的故事，他一言不发，似乎已走了进去。
那些差若干分数的小悲剧属于高中生。何况事隔多年，再大的愁绪也淡如水了，三十六岁的人理应视之为儿戏，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念念不忘。他在转移我的视线。我觉得他的所谓不顺生在别处，很可能与惨痛的初恋有关。是青梅竹马的反目，还是山盟海誓的断裂？要么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单相思？不论哪种经历都注定没有独特性可言。有爱心的人千百年来上演的同是一出老戏，以后登台的还不知有多少雷同的角色。唯独把自己剔出来自封为大苦大难的失爱者，是短见，也是不智。
不论郭普云怎么自怨自艾，我甚至不能对此抱以稍微诚挚一点儿的怜悯。他是作茧自缚。说得不客气，里面有活该的成分。
“太不顺了……”
这不是小题大作吗？可能由于啤酒灌得太饱，我当时的心境是无边无沿的旷达，深感只有把该得的便宜不该得的便宜全捞到怀里，那才能叫顺呢，否则统统都是不顺。因此，顺是相对的。而不顺是绝对的，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