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
——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
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
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
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 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
知达夫，在7 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
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
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
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
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
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
理在作祟吧？
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
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
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
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
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
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
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
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
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
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
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
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
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
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
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
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
“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
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
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
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
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
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
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
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
你的悲哀。
1946年3 月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