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岁，仍是形单影只。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过得并不愉快，时代加诸这一代海外中国
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凝结而为浓重的心灵暗影。无根的漂泊感，无边的文化乡愁，
造成了他的孤独、苦闷和彷徨。这篇小说并未超越以往留学生文学的格局，也远未
形成赵淑侠自己的风格。
《西窗一夜雨》中的陈志翱，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得不轻松的海外中国人。作者
以陈志翱的遭遇，揭示了在国外求生的艰难，把被许多人羡慕的留学——移居的人
生道路，由大家所想象的铺满鲜花的玫瑰色，还原为阴雨绵绵的灰颜色，颇有警醒
的作用。小说情节比较单纯，却荡漾着一种诗的意境。旧日的回忆与现实的困窘交
替叠现；老友期许中的得意与实际境遇中的失意互相映照，既化用了“何当共剪西
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意，同时又对原诗意境有了新的开拓。
《塞纳河之王》代表了赵淑侠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
族精神，使作品闪耀着艺术的美艳和光华，而作品的艺术功力，又反过来烘托了作
品的精神美。小说一开始，作者采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法，把一个外号“塞纳河之王”
的画家王南强，写成一个人人讨厌的活宝。他到巴黎17年，每天画画，却连一张画
也卖不出去，整天闹穷；身上一件黑长袍，头上剃个大平头，更被大家看成是怪物。
他成了众人欺侮和嘲笑的对象。作者就在这种众人鄙厌的氛围中，着力表现他的伟
大人格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一生唯一的崇高理想，就是要为中国画开拓一条
新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
界人接受，不光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宁可一张画也卖
不出去，也不愿意接受顾客的要求，在他的画上稍作改动。最后，他成功了。他的
突现中国精神的画作，终于为西方艺术界所接受，一位画商打算买下他全部的画，
开一个画展。他的一部介绍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著，也将在出版社出版。然而，就在
他走向成功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作者用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对
一位为艺术和理想而献身的艺术家形象的塑造。
赵淑侠在她的反映海外生活的系列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王
南强无疑代表了最高境界。他的宽厚、谦和、仁爱、操宁，以及埋头苦干的精神，
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他希望创造能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希望中国艺术能
走向世界，则更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极致。王南强当然不是代表赵淑侠的理想的
唯一形象，《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也是属于与王南强同一类型的人物，而他的
行动则更加积极，更加果敢，可以看作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成名作，当它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时候，
就已备受各方瞩自，出版单行本后更是引起轰动，成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书。
对海外华人的全景式扫描以及异地求生的跋涉与艰难的生动描绘，对民族自尊
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的歌颂与向往，对现实描写的细腻深刻以及浪漫情怀的抒写与咏
叹，使小说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然，《我们的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还有各
种主客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以往描写海外游子的孤独、寂寞、无根、苦
闷的留学生文学的格局，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新鲜气息出现在文坛上，使人耳目一
新。其次，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外留学生中掀起的保钓运动虽早已退潮，但保钓运动
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却并未消减，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尼克松访华
的政治冲击波影响，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我们的歌》正适应了
这种民族心理。再次，在台湾文坛上，曾有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受到冷落，传统遭到
排斥，随着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现代派文学的没落，于是，《我们的歌》的
追求理想和回归传统便很自然地获得读者的共鸣。
赵淑侠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她在《我们的歌》中，以余织云的留学、恋爱、
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而
处在这幅画卷的中心位置的，是江啸风、余织云和何绍祥。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人物。
江啸风是一位有天赋、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
能创作一部西方的现代交响乐，再念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的头衔，这样就有资格在德
国留下来了，但是，江啸风并不想留在德国过舒服的生活，他的理想是创造中国自
己的音乐，创造我们的歌。他打算学成后便回台湾去，以音乐来唤起民族的自尊自
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放弃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诱人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甚
至不惜与他深爱着的余织云闹翻，毅然回到台湾去，在寂寞的环境中创造我们的歌，
推广我们的歌。后来，在一次因台风袭击引致海水上涨的自然灾害中，他为了救起
落水的老人和小孩，被水淹死了。
江啸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理
想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小说中的篇幅不算多，但他的理想的光辉却笼罩了整部小
说，他不仅影响了余织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何绍祥。虽然这一人
物难免有过份拔高、过份理想化之嫌，但在缺乏理想的台湾年轻一代中，江啸风无
疑起了榜样的作用，起了鼓舞的作用，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原因。
余织云比起江啸风来，是一位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理论上，她反对崇洋思想，
讥笑许多人羡慕外国的物质生活，在她撰写的歌词中，抒发着：“我们的歌，来自
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 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但在行动上，她却
宁愿留在国外，也不愿意回台湾去，正如她的弟弟凌云对她的评价：“理论归理论，
行动归行动，言行不能一致。”在爱情方面，她热烈地爱着江啸风，爱他的潇洒，
风度，爱他的天份，才华，也爱他的崇高理想，但她却不想跟他回台湾去受苦，去
创造我们的歌，最终还是选择了何绍祥，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又正好应了江啸风
带着讥讽所说的一段话：“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跟情人在机场洒泪挥别，到
美国去闯天下，在美国念书那段日子就别提有多苦了，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个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的对象，于是就结婚，做外国人，买房子买车子买一切，可惜就买不来
爱情”，于是，“感到生活空虚啊！苍白、彷徨、失落、迷惘、无根啊！”所幸的
是，余织云在“彷徨、失落、迷惘”之后，终于醒悟了。她已经厌倦了那种“洋中
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受那些蓝眼高鼻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的看待“二等人”
的眼光，因此她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尽一点力，为把中国歌曲推广到世界去尽一点
力。在海外华人中，象余织云这样的人也许更具普遍性。
何绍祥代表了另一个极端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给他
带来了荣誉和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超
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他不屑于与其他中国人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教
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反对余织云教孩子学中文，反对给孩子灌输中国观念，主张让
孩子学德文，学西方的观念和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物。但是，
他毕竟做不成“世界公民”。白种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使他当不
成研究所所长，给他很大的打击：余织云带着孩子离开他，也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
震撼。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世界公民”的迷梦中震醒，开始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中国人，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以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
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其起点不同，其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
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无暇去领略流
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为民族的复兴献身。在
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的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
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的浩然之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
张扬。《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
文学的形成。
三
1982年初夏，赵淑侠在阔别33年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这趟旅行给她感
触很深，因此，回到瑞士之后，她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十多万字的散文，
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后又结集为《故土与家园》出版。
1982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和宽松。因此，文章在台湾发表，
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大陆这样敏感的题材，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赵淑侠在执笔为文的时候，就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第二篇文章《恍如
隔世见亲人》刚在报纸上发表，就有人到某机关去检举，说她“称赞大陆的海关好，
是在给他们做宣传”，而大陆的留学生则责备她“有意在做反宣传”。平心而论，
赵淑侠在《故土与家园》中所写的大陆情况，基本上都符合事实，的确做到了“必
真必诚”，然而，由于长期的隔绝，由于长期受到某种观念的熏陶，看问题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