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上下功夫。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商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沦为被打击被抑制的对象（也许宋王朝是个例外）。〃重农抑商〃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一来中国以儒教立国，儒教是轻视商业的，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商业则只能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总量，因此也无益于国家的富强。商人则是靠投机取巧夺人财富的奸滑之徒，是社会上最卑劣也最不可信的阶层。二来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配套比较齐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国民的生活必需品国内都能够供给；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资也能自给有余。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任何东西，商人的地位也因此更加无足轻重。
和中国相比，西欧诸国则没有中国政府那样的自信。西欧的国家面积都不大，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因为国小的缘故，物种的数量也不多，自然资源残缺不全，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源绝大多数不能自给，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商品进口相适应，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变得举足轻重。因此西欧的国家大多以商业立国，商业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商人也成为社会上较为体面的阶层。和农业相比，商业积极进取的成分要多得多。商品生产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商业立国的西欧诸国也就格外渴望去国外为自己的商品寻找这两样东西。这种渴望逐渐积累成一股向外扩张的强大冲力。占据香料产地，垄断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可致厚利的东方物品的世界贸易，并在垄断贸易中夺取世界财富，就是早期西欧的远洋探险家最为直接的目的。
中世纪末期，西方的商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银行业在意大利半岛如雨后春笋，金融贵族不断涌现；使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得以积累起来用于商业投资。而中国则直到十九世纪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只有职能极为有限的〃钱庄〃）。货币也作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商人出行时不用象同时代的中国商人那样随身带着限制机动又容易招致土匪注意的笨重银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形形色色合股公司的兴起。投资者把拥有的有限资金集中在一起，形成更大的资金，十分有利于商业竞争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远洋探险。欧洲的对外扩张在十六世纪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正是商业的进展，使西欧有条件从事投资巨大且充满风险的远洋探险，并进而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
七、没有历史包袱的全新文明
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古西腊罗马文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限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罗马文明在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沉寂，并最终归于消亡。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组建的欧洲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基本上没有相承关系，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文明也最不受过去文明影响和制约的全新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没有背负任何历史包袱，得以在世纪大转折时期轻装上路，充满生机活力，风尘赴赴地走在世界诸文明的前列。
中华文明在过去的五千年间一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无序，王朝更迭频繁，但中华文明则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或变更。一个王朝在血腥中倒下后，中华文明并没有随之消亡，依旧在中国社会顽强地延续着。等到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王朝几乎完全照搬前王朝的文明样式，只是在形式上作些小小的修补。正是因为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使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现存世界上最最古老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性，使中华文明最缺乏变通，最不能适应新生事物。近代中国人在庆幸终于保住了文明遗产的同时，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蹒跚地参与新世界的竞争，在轻装机动的西洋人面前，处处被动挨打。
古老的中华文明就象一幢用泥土筑成的老房子，后世的中国子孙只限于在老房子上修修补补，现代中国人也只限于在土墙上糊上一层〃水泥〃。。。。。。西欧人则从根基上拆除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老房子，在废墟上建起钢筋水泥为骨架的摩天大楼。。。。。。中国人也想建造一幢现代化的新大厦，可面对那幢老房子，一者是出于感情上的怀旧；二者是怕麻烦；三者是求稳定怕出乱子，最终还是选择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补日益增大的缺口。如果中国人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废墟，一样会象西欧人那样建起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最后的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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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的西欧就象一个融汇了新的科学发明的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且靠借贷运转，甚至仍在亏损；但企业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必将成为资产雄厚且利润丰厚的大企业。东方的中国则象一个过了全盛期的大企业，虽然眼下仍在大把大把地赚钱，可前景是灰暗的，制度上的弊病随处可见，漏洞正在一天天扩大，〃软损伤〃达到了致命的程度，最终将被后起的新企业所取代。
在上述境况下，西方代替东方主宰世界自在情理之中。